1924年，《东方杂志》摘要发表了史学大家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部名著，此时的钱穆正在无锡三师任教，并通过杂志阅读了梁著的一些章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在南开大学和北平研究院开过的专题讲座基础上成书的，全书以清代汉学为宋学的全面反动为基调来谋篇布局，重点阐述的是清代汉学与宋明理学的对立面。

梁启超

钱穆敢于向权威挑战，从梁著一发表就不赞同这一在当时很有影响很有市场很有地位的学术观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以后，为他阐述自己的学术见地、全面批驳梁论提供了舞台和机会。

1931年夏天，钱穆在苏州西花桥巷28号的家中等到了北京大学的聘书，正式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当时的北京大学以力主开新风气享誉全国，在文学和史学方面云集了当时学术界的超一流学者。在文学院院长胡适的倡导下，文学偏重元明以后，史学偏重先秦以前。钱穆曾以治先秦诸子闻名，正好用其所长。

1931年秋，钱穆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课，为正面交锋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做铺垫。在中国上古史方面，他根据自己的《先秦诸子系年》研究成果，以学术问题为中心，从战国史开篇，再回望春秋烟云，一段纷繁复杂的思想历程被先生描绘得有声有色，井然有序；在秦汉史方面，他兼顾秦汉时期的学术、政治及社会经济三个有机联系体，讲学术举文化之演进，说政治、经济列制度之演变，以史家之慧眼，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形成了轰动一时、影响深远的钱氏读史、讲史、治史观。

新儒学著名学者牟宗三

据熊十力门下弟子、现代港台新儒学大师牟宗三回忆：“讲殷周史以王国维为最好，讲秦汉史以钱宾四(钱穆)先生为最好，随唐史以陈寅恪为最好，宋史尚未见谁最好，明清史则有孟心史（孟森），这都是众所公认的。”

九一八事变后，民国政府为了培养青年学生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意识，规定中国通史课为大学必修课。北京大学据此提出由钱穆和陈寅恪分别主讲该课的前后半部。钱穆认为，通史要体现一线贯通的气韵，就不能分而授之，遂毛遂自荐，要求一人独立完成全部。

北京大学旧址

1933年秋天，北京大学接受了钱穆的请求，聘请他一人讲授中国通史课。至此，钱穆登上了中国史学讲坛的最高端，在以后四年的通史讲授生涯里，他创造了一个时代的辉煌，铸就了一个时代的华章。这些辉煌与华章为定格一个历史世纪的文化背影增添了浓墨重彩。

北大民主自由的学术风气，让钱穆如鱼得水，使其在书山史海中尽情遨游。他在讲史的同时，以讲义的形式把标靶一点一点地指向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由于当时梁启超刚刚去世，钱穆的这一指向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钱穆在此时完成的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与梁著同名，但观点却有很大差别。梁著把宋明理学的反动视为清代汉学的本质，把汉、宋对立的思想作为一根红线贯穿始终，重点突出清代学术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创新意义。

钱穆则把视野放置于宋明理学的传统要义在清代汉学的继承与发展上，提出清代汉学渊源于宋学，“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的著名论断。应当说，这个论断与当时居于主流思想的梁论是背道而驰的，但就绵延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而言，它似乎从未产生过断层，即使史上几个外族问鼎华夏，一统河山，其文化也是兼容并蓄，不断前行的。因此，就是从今天的视角去审视钱穆，他的见解仍然掷地有声，振聋发聩。

宋明理学四圣

当然，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名著，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提纲挈领地去解读去考察，它的思想精髓在于：高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宋学精神，彰显明清诸儒不忘种姓的民族气节，为增添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送一洪钟大吕，点一指路灯火；它的卓越见地在于：以明清时期的黄宗羲、王夫之、曾国藩、康有为等51位学术人物的思想承袭为核心，把学术思潮的发展变迁放置于思想史本身的矛盾运动中去分析评判，从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和思想资源中寻找思想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力量，为后世论人写史建筑了标志性物什，为开史学研究之先吹进一股强劲的东风，提供着方法论的借鉴。

大浪淘沙，优胜劣汰。两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都走进了时空深处，它们如同一个大大的句号，圈注了历史转型时期的思想轨迹，圈注了一段饱受争议而又光彩夺目的学术人生。但就长期的影响和读者的选择而言，梁著似乎已渐行渐远，逐步淡出学术舞台;钱著则如老酒，越发溢出清香，且越品越有味。在钱穆与梁启超的学术较量中，胜利最终是属于钱穆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可以这样说吧，作为伟大文化的真诚守望者，在传承与否定的信念战场上，钱穆的状态始终保持着对中国传统文化执着的敬畏与感激。

梁启超和钱穆的同名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