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30日，史学大师钱穆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里无疾而终。这位享誉文化界的名人平静安详地走完了他96年的人生征途。他留给世人的是56种54册著作，约1500万字，给中国文化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泽被后世。按现代学科门类划分，他的治学范围广及史学与史学史、哲学及思想史、文化学及文化史、政治学与制度史、文学、教育学、历史地理学等，在人文学科中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

在钱穆先生卷幅浩瀚的著述里，《先秦诸子系年》是不可不读的一部。这部书是钱穆先生早期著作的代表，是钱穆先生名震史坛的成名之作，作为中国二十世纪的经典文化名著，不仅开一代风气之先，更是让后人看到了那个时代的史学架构可能企及的思想认识高度。曾有史家这样评论：钱著《先秦诸子系年》考据之准确，用料之精当，逻辑之严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先秦诸子系年》的成书时间长达十年，十年的风雨兼程换来了钱穆的一鸣惊人。

钱穆先生著作《先秦诸子系年》

1923年秋天，已有十年多家乡小学教龄、近一年厦门集美中学执教经验的钱穆，经著名学者钱钟书的父亲、国学大家钱基博的推荐，入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讲国文，在讲授《论语》的同时，开始考订孔子生卒行事，启动《先秦诸子系年》的写作。在此后四年的时间里，钱穆一边教学，一边向同为三师教员的钱基博等大家问教学术，开始了早期的教学、研究、交流、著述生涯。像《论语要略》、《孟子要略》等著作都完成于此。

1927年秋天，在无锡三师同事胡达人的推荐下，钱穆转入苏州省立中学任最高年级的国文老师。在这所苏南名校里，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罗振玉、王国维、汪懋祖等曾在此执掌过教鞭。学术氛围甚浓的苏州中学，鞭策钱穆在著述上更加勤奋，先后写出了《国学概论》、《墨子》、《王守仁》等不俗之作；与此同时，《先秦诸子系年》所涉及的诸子考辨各篇，也在授课讲义的基础上先后梳理成章。

1929年，就在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初稿基本完稿之时，钱穆与当时学术界、史学界的两位泰斗级人物相遇了。这两位人物分别是：古史辨派领袖、史学大师顾颉刚，经学奇才、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

1929年9月，刚刚受聘燕京大学教授的顾颉刚回苏州省亲，在陈天一的促成下造访钱穆。在苏州中学并不宽敞的宿舍里，顾颉刚把目光投向了钱穆刚刚完成的《先秦诸子系年》初稿，面对这个中学教师的心血之作，一向身居学术高位的顾颉刚惊诧不已、佩服不已，诚索此稿带回家中阅读。几天后，钱穆回访顾颉刚，顾颉刚对钱穆的考据工夫和史学才华大加赞赏，当即决定推荐钱穆到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任教。

经学大师蒙文通（左）和史学大师顾颉刚（右）

顾颉刚离开后的那个冬天，虽然寒冷异常，但钱穆却感到非常温暖。一则顾颉刚的慧眼识人，让钱穆增加无穷暖意；二则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的专程到访，遇见了难寻知音，迸发了灵感火花。在历史文化名城苏州，两位神交已久的朋友俯仰湖天，畅谈今古，自然把话题集中到了《先秦诸子系年》上。一向褒言吝啬的蒙文通，对钱穆的丅奖掖之词如滔滔江水，他赞道：“君书体大思精，唯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已”。经其推荐，《先秦诸子系年》初稿中的墨学诸篇，公开发表于南京的一家杂志上。

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钱穆与顾颉刚的相遇，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改变了他的学术人生，使他从苏州中学一步登入中国学术的最高殿堂，并从此牢牢地站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制高点上，风光无限，辉耀群仑；钱穆与蒙文通的相遇，为我们研究和了解钱穆的早期学术活动、阅读钱穆的早期著作，尤其是客观评价《先秦诸子系年》的历史价值，找到了被官方最早认可的学术文献。1929年之于钱穆，乃新生之年，转折之年。

燕京大学

在顾颉刚的大力推荐下，1930年9月，钱穆辞别苏州中学，前往古都北平，在学者荟萃的燕京大学任大一大二国文课讲师。在未名湖畔，钱穆犹如龙入沧海，驰骋翱翔于中国学术的心脏之地。他在教学之余，全身心地浸泡在燕京大学的图书馆里，利用其丰富的藏书资源，除逐字逐句修改《先秦诸子系年》在引述、体例、考辨等方面的错误外，还写出了《周官著作时代考》等在北平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著作。

《先秦诸子系年》全部完成后，顾颉刚力推纳入《清华丛书》出版，清华方面委托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和中国二十世纪的另一位史学大师陈寅恪等人负责审查。冯友兰认为该书虽有创见，但不宜做教本；陈寅恪则认为做教本最佳，称“自王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矣”。由于两位大学者在审读意见上分歧较大，这部经典名著最终与“清华丛书”擦肩而过，直到1935年12月，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国学大师陈寅恪（左）和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冯友兰（右）

《先秦诸子系年》的出版是民国时期学术界的一件盛事。就作品本身而言，它系一部考证诸子年代、行事的考据之作，这部书力纠前人治诸子之失，为通贯春秋晚期至秦统一大约350年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的历史，画出了一条清晰可信的发展红线，为研究战国史、先秦史提供了经典范本。在这部书中，钱穆对中国学术的卓越贡献在于：以比较权威的《竹书纪年》订《史记》之误，填补了中国历史重大转型时期的研究空白，重建了先秦诸子的学术气脉。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说：“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虽名为先秦诸子的年代作考辨，而其中对古本《竹书纪年》的研究，于战国史的贡献特大。”

如今，先秦诸子连同钱穆都早已成为历史。回望那个已尘封在黄土深处的年代，我们为诸子们高兴，为钱穆高兴，正是钱穆的不懈努力和执着追求，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和文化时空中闪烁的真正属于诸子的思想光辉。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

站在民国二三十年代的学术舞台上逡巡，钱穆这一时期的作品，因没有政治任务，没有阶级宣言，使得文字质朴真实，新鲜隽永，因富有诗情画意而韵味无穷，如同暮鼓晨钟绵长悠远。空前开放、活泼的学术环境为钱穆成为一代宗师奠定了基础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