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不昌，战乱频繁，这样的舞台给出生入死的战士提供了谱写革命英雄主义史诗的机会；而对于钱穆先生这样的纯粹学者，则是提供了面对破碎河山，生忧患意识、扬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用史学的力量给灵魂以洗礼，用标枪一样的思想利剑，为治世救国献一味苦口良药，这是钱穆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的重要文化贡献。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北平沦陷，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在湖南长沙组建临时大学。钱穆与汤用彤、贺麟等名流取道天津、香港，赴长沙，辗转四个多月才到达临时大学文学院所在的南岳圣经学院。

南岳圣经学院旧照片

南岳圣经学院遗址

国难当头，客居他乡，激发了学者们的爱国激情和著述灵感。当时的南岳山中，学者云集，群星闪烁。在此期间，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分别完成了他们的名著《新理学》、《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论道》的写作。钱穆则在讲授中国通史的同时，广览南岳图书馆藏书，为撰写巨著做准备。有时，来了兴致，便独自登上祝融峰，亲身感悟朱熹“我来万里驾长风，绝壑层层许荡胸，浊酒三杯豪气发，朗吟飞下祝融峰”的豪迈诗篇。

山中的日子是静谧的。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日军的战火烧进了南京、武汉和长沙。长沙临时大学只好入滇转进昆明，改名西南联大。由于校舍不足，文学院设在远离昆明的中越通商口岸城市蒙自的海关内。钱穆、朱自清、陈岱孙等人经过68天的跋山涉水，行程1700多公里，于1938年4月抵达昆明和蒙自。

西南联合大学旧照片

关于这次与“长征”一样历尽艰辛而又波澜壮阔的“文化长征”，钱穆在《国史大纲》的成书自记中写道：二十六年秋，卢沟桥倭难猝发，学校南迁，余藏平日讲通史笔记底稿数册于衣箱内，挟以具行。取通香港，转长沙，至南岳。又随校迁滇，至是辗转流徙，稍得停踪，则二十七年之四月也。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

蒙自的条件虽然赶不上北平和南岳，但山清水秀，环境幽雅怡人，着实是高士寄情山水、放飞理想、著书立说之世外桃源。加之钱穆与吴宓、沈有鼎、姚从吾等饱学之士同居一楼，世外桃源又平添了几分人文气脉，成为钱穆一生经常忆及的风水宝地。

中国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陈梦家

在这里，1938年5月，钱穆在同事陈梦家的多次促劝和国难家仇的刺激下，开始在教书之余卜居宜良岩泉寺整理旧稿，正式写作《国史大纲》。期间，中国二十世纪的又一位史学大师兼文学大家陈寅恪专程造访，两位大师彻夜长谈，演绎了战乱时期学术交流的一段佳话。1939年6月，《国史大纲》全稿杀青。因当时昆明已遭日军空袭，钱穆怕书稿毁于战火，决定将书稿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好事多磨，《国史大纲》在经历重重审查后，直到1940年6月才获出版。

《国史大纲》出版后，立即引起了轰动效应。学术大家夏承焘、汤用彤、缪凤林、朱自清、严耕望等都曾细读此书，认为是民国时期有重大影响的代表性中国通史著作，所给予的诸多溢美之词，让同时代的学人们羡慕不已。史学大师陈寅恪更是以史家的严谨为该书锦上添花，在细读细审书中引文的过程中，其认真程度如同对待自己的著作。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国民政府教育部把其指定为全国大学教学用书，其辐射范围之广、影响时间之长，至今在港澳台及海外还长盛不衰。因此有人把该书列为钱穆最重要的代表作，是经得起时间和读者的考验的。

《国史大纲》至少在五个方面作出了开创性建树：

钱穆先生鸿篇巨著《国史大纲》

其一，标志着钱穆史学体系的形成，使他从20世纪上半期居于主流的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派”中突围出来，实现了他从疑古到信古、从考据到义理、从历史研究到文化研究、从考史到著史的历史性转变。

其二，钱穆第一次明确地把文化、民族与历史三者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历史就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展开和演进，研究历史的目的不但要厘清历史事实，更重要的要弄清事实后面所蕴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进而形成自己既有别于新考据学派，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型历史观，成为二十世纪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派的代表人物。

其三，钱穆从强调文化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出发，对新考据学派所持的史学观进行了批评，集中彰显了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这对抗战期间以史为鉴，从民族的记忆中找回自尊和自信，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唤醒沉睡的国魂，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四，作为一部章节体兼顾纲目体的通史著作，突破了传统史学著作只重政治制度的纲目体例，全方位展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等社会生活的全貌，鲜活了历史事实，还原了历史真相，这种全新的著史方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治史人。

其五，以史学为路标拓展新儒家思想，既突出儒学精髓，又接扬春秋传统，与以哲学思想为路径的梁漱溟、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交相辉映，建立了一柱擎天的新儒家史学。

时光如水，悄无声息。一瞬间，钱穆的《国史大纲》问世已经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来，国内外学者撰著的关于中国史方面的著作不胜枚举，有名的即使如吕思勉的《中国通史》，也无法与钱穆的《国史大纲》比肩。《国史大纲》在时间和读者的长期考验里，已经化作一座文化的坐标，一桢历史的背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一个时代的高峰。如果钱穆先生如果没有开阔的眼界，没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仅仅局限于古史考辨，在历史的断壁残章里绕弯弯、求余韵、找枝叶，他的文化高度、历史成就断然不会这么高，实在是历史和时势造就的史学大师。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