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宁儿。

　　(资料照片)

　　陈家故居旧址。 本报记者 摄

　　宁儿（陈掖贤）给养父陈岳云立的墓碑。

　　赵一曼去东北工作前和宁儿的合影。(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文热心 通讯员 黄柏强

　　在玉林塘，陈平安家珍藏的两幅照片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一幅是陈琮英以84岁高龄行走在故乡的泥泞路上；一幅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陈琮英、陈达邦、陈岳泉夫妇、陈岳云在北京的合影。这两幅照片一是说明陈琮英兄妹虽然少小离开北山，但心里永远有这个家；二是说明他们除了堂兄妹的血缘关系外，还有更深的原由。

　　1. 宁儿养父陈岳云

　　陈平安告诉记者，他的祖父陈岳泉与任弼时夫人陈琮英、赵一曼丈夫陈达邦共爷爷。

　　岳泉四兄弟，其中叔公岳云就是宁儿——赵一曼和陈达邦的儿子陈掖贤的养父。如此，宁儿是他的叔叔。

　　记者在玉林塘一个山包上，看见了陈岳云的坟茔，立碑人为“儿掖贤”“女百希”，而陈百希则是陈岳云的亲生女。

　　原来，陈达邦和赵一曼（时名李一超）在苏联结婚。赵回国之前怀了孩子，回国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湖北宜昌生下宁儿。去东北参加抗日之前，她和陈琮英一起，把宁儿送到武汉，托付在这里经营纸张的堂兄陈岳云夫妇抚养。在离开陈家之前，李一超抱着宁儿去照相馆照了相，给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陈达邦写了一封信，表达思念之情，并告知将宁儿放在五哥家中寄养的事。她将信和照片，一起寄给丈夫。

　　2. 玉林塘边是故乡

　　抗战爆发，武汉沦陷，陈岳云带着他的纸印公司和家眷，迁到了陪都重庆。在这里，陈岳云将纸张公司改名为“中国印刷厂”。由于陈岳云的精心经营，中国印刷厂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在重庆印刷界颇有影响。中共的《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其他出版物，都得到过这个厂的帮助和支持。

　　就是在重庆，已经13岁的宁儿第一次见到了亲生父亲陈达邦。原来，本在法国办共产国际中国部《救国时报》的陈达邦，在报纸准备迁往美国出版时，于巴黎等待组织上分配新的任务，没想到“一等四年无消息”，也就于1942年踏上了回国的路，好不容易来到重庆。也就是在重庆，宁儿从养父口中得知母亲已牺牲在东北抗日战场上的准确消息。也就是在重庆，宁儿依偎在爸爸身边，为母亲的牺牲痛哭了一场。

　　宁儿虽然“儿时丧母”，可还算幸运的。有堂叔、堂婶做养父养母，且陈岳云夫妇也只生了一女，对他视为己出。宁儿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1950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之前，他已是上海一所大学的学生了。

　　宁儿第一次回玉林塘故家是什么时候，1947年出生的陈平安也说不清楚。但他小时候见过这位叔叔，知道他能干家里活，对印刷活也不陌生，寒暑假也会从北京回到玉林塘来。尽管此时，陈家被划成地主，岳泉、岳云兄弟经常挨斗受批，可宁儿从不嫌弃这个家。

　　3. 二十八岁知亲母

　　宁儿——陈掖贤是什么时候知道亲生母亲就是赵一曼的？

　　9月15日，记者拨通了陈掖贤大女儿陈红的电话。她告诉记者，应是1957年。

　　陈红告诉记者，全国解放后，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四处寻找嫂子李一超的下落，她只模糊地听说李一超后来化名“赵大姐”在东北牺牲，但不知道就是赵一曼。她给党中央写信，说李一超留有一个孩子寄养在长沙堂伯父（陈岳云排行第五，陈达邦排行第八）家。

　　1950年，电影《赵一曼》上映了，这位抗日女英雄很快名闻华夏。21岁的宁儿和陈达邦都看了电影，父子俩压根儿没想到赵一曼的原型就是他们的亲人。同样，陈琮英也不知道嫂子后来改名赵一曼。而此时为寻找幺妹下落的赵一曼二姐李坤杰，也无法将银幕上的女英雄原型与自己幺妹李坤泰（原名）画等号。

　　1956年底，赵一曼就是李一超、李坤泰的身份得到确认。当组织上通知陈掖贤时，他顿时百感交集，原来以有一位烈士母亲为荣，现在才知道母亲更是一位名震中华的英雄。

　　4. 遗产就是那封信

　　陈红告诉记者，赵一曼没有给儿子留下任何物质遗产，而留下一份体现伟大革命者和伟大母亲完美统一精神的信。而这封信的“第一继承人”陈掖贤是20年后才看到。信的全文如下——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生母就是赵一曼的事实确认后，陈掖贤和父亲来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凭吊母亲，也就看到了这份遗嘱。当时，他几乎哭晕，精神受到强烈刺激。他用钢针和墨水，在左臂上刺上了“赵一曼”三字，表达对母亲刻骨铭心的思念和崇敬。他将母亲的遗嘱抄在笔记本上——继承这唯一“遗产”——一份价值难估、意义巨大的精神遗产。

　　如今这份抄写的遗嘱由陈红保存着。她说，那是父亲从北京专门寄来的，当时她正在四川读书。父亲还嘱咐她，对奶奶遗愿要永世不忘。

　　5. 陈掖贤命运多舛

　　陈掖贤195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校，任政治课教师，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也许，继承了革命者的因子，陈掖贤把平等、公平看得很重。1960年，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物质供应奇缺，一些不要票证的“议价”商品又特贵。陈掖贤的工资虽已增加，但仍不够用，到月底总是没有饭钱了。于是，一件对他后半生有着重大影响的事情发生了。1960年秋天，陈达邦看他生活太苦了，便领他到政协礼堂餐厅用一张七角钱的餐券吃了一餐“红烧狮子头”。当时凭票供应的猪肉是每斤0.81元，这一餐只是未交肉票。但是，这顿饭却引起他思想上很大波动，他认为“党没有和人民群众一起渡过难关”，而自己也享受了“特权”。因此，在回来路上看到奔忙的饥饿人群，他觉得羞愧难当，不敢正面看人，他为此越来越苦恼。就是那一年，当家乡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时，陈掖贤终于忍不住，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写了饿死人的事情和中央在大跃进时期所做出的一些失误决定；还把人民生活艰苦的情况填了一首《忆秦娥》寄给毛泽东。好在他是赵一曼的儿子，没有受到追究。

　　文革中，当父亲陈达邦被康生等人诬陷打倒时，陈掖贤更是百思不得其解，多次提笔向康生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写信，为父亲申辩；还在信中提及天安门为什么只挂毛主席像……这种做法的结局只有一个——悲惨，陈掖贤一夜之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翻墙而逃，在京城远郊荒野躲了10天，饥饿和思念女儿使他回到单位。随后，他被关进牛棚里隔离审查。

　　1969年6月，北京工业学校被解散，与精密机械研究所组成第六机床厂，他被分配到供销科工作。他的心情更加苦闷了。

　　1982年8月，陈掖贤自己结束了生命，也结束了多舛的命运，和母亲、父亲在地下相聚了。

　　6. 《我的母亲赵一曼》

　　尽管赵一曼牺牲69周年，陈掖贤也去世23年，200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他和母亲的形象同时出现在电影《我的母亲赵一曼》里。

　　这部影片从一个儿子的视角，追忆了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牺牲前的那段故事。母子间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贯穿全片，使这个悲壮的战争故事充满了人性的光辉。

　　专家是如此评价这部影片：“影片在塑造赵一曼形象时，更主要是放在一次激战受伤被俘后，经受日寇各种惨绝人寰的酷刑中，展现出她的不屈魂魄。影片……通过儿子的回忆、辅以儿子的旁白，写出女英雄另一种悲壮与凄美和谐交融的风格。影片以一个柔情满怀的母亲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一个年轻美丽的女性，受着人世间难以想象的非人摧残，在痛苦万状中幻见心爱的儿子。穷凶极恶的日寇，最后动用了极其残忍的电刑，她发出撕心裂肺的呼喊，但决不叛变革命。”

　　虽然，“儿子”在影片中只是连接故事的“线”，但没有这根“线”，又如何展示赵一曼英雄和母亲完美统一的形象？

　　正是因为这根“线”，让母子跨越时空的亲情得以连接。

　　如果，赵一曼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因为她让儿子了解了自己。

　　如果，陈掖贤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高兴，因为他这也是为母亲尽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