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赵一曼。

　　中图：四川宜宾赵一曼纪念馆。

　　下图：赵一曼、陈达邦夫妇。

　　朱德为赵一曼的题词。

　　本报记者 文热心 通讯员 黄柏强

　　赵一曼何人？著名抗日民族女英雄！

　　上个世纪50年代懂事的人，从电影《赵一曼》知道了她。

　　上个世纪60年代入学的人，应该在课文、图书中“认识”了她。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曾有电视片《我的母亲赵一曼》播放，看过的人一定对赵一曼有着新的认识。

　　2009年，赵一曼名列全国“双百”人物谱，说明不管史册如何加厚，她的那一页总是那么夺目。

　　我们的故事，讲述她的事业，更展示她的家事。

　　1. 英雄婆家是北山

　　赵一曼虽然是四川宜宾人，却是湖南媳妇。

　　1928年“五一”节，她与同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陈达邦结婚。

　　陈达邦是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的胞兄。陈的老家在长沙县北山镇青田村玉林塘。

　　今年9月6日，记者来到玉林塘陈平安家，和他聊起了“家常”。他告诉记者，自己1947年才出生，上世纪50年代上小学时看了电影《赵一曼》，回到家里谈感想，没想到母亲一句“那是你八叔娭毑”让他惊讶不已，原来自己离英雄竟这么近，和英雄这么亲。

　　陈平安说，虽然赵一曼没来过玉林塘，但她的儿子宁儿——陈掖贤却在这里生活过好多年，也是从这里去上海上大学的。在他的印象中，陈掖贤长得一表人才，有点像照片上的赵一曼，也有点像八叔公（陈达邦）。他拿出一本画册，指着上面的照片让记者看。

　　果然！

　　2.“红装白马女政委”

　　这本画册是赵一曼孙女陈红赠送的，上有“陈平安大哥惠存，2012年3月3日”的字样。

　　这画册，让我们见识了当年“红枪白马女政委”的风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来到东北，搞工运、搞农运，抗日军、打游击，后来兼任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委。她平日“穿着羊皮袄，敞着怀，里面穿着深灰色的棉衣，头戴一顶黑色狗皮帽子，齐耳的短发露在外面，旱烟里透红的脸上一双大眼睛格外有神。她的坚毅果敢、平易亲人，很快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当地战士亲切地称她为‘我们的女政委’”。然而在日伪那里，有如洪水猛兽般可怕，他们的报纸报道说：“女共党赵一曼——红装白马驰骋哈东，攻城略地危害治安”。

　　1935年11月，赵一曼在一次战事中不幸因腿部重伤而被捕。日军为了从她口中获取有价值的情报，让军医对她进行简单治疗后，连夜对其进行严酷的审讯。

　　敌人动用酷刑——上老虎凳、灌辣椒水。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罪行。凶残的日军见赵一曼不肯屈服，使用马鞭狠戳其腿部伤口。赵一曼几次痛得昏死过去，醒来仍然坚定地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没说出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1935年12月13日，因赵一曼腿部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欲得到重要口供的日军，只得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

　　3. 逃出医院再被捕

　　在医院里，赵一曼教育争取到了看守的警察董宪勋和治伤的护士韩勇义。

　　韩勇义确实勇义，自小性格刚烈，敢说敢做，好打抱不平。她从哈尔滨市立医院办的“看护养成所”插班学习毕业后，在这个医院做见习护士。遇到赵一曼使她的人生旅程发生了重大转折。她和赵一曼几次谈话后，发现两人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而且自己的性格与赵一曼学生时代的相似。于是，两颗火热的心贴近了。此后，她处处关心赵一曼。当特务们来病房提审赵一曼时，她总是以“伤口恶化”或“刚吃过安眠药喊不醒”等理由阻拦，使赵一曼少受了许多折磨，伤势也逐渐好起来。

　　董宪勋是日伪派到医院轮流监视赵一曼的3名警察之一。开始，董宪勋不了解赵一曼的身份，但他觉得“犯人”并不像上司说的那样可怕，而且是个很有学问、平易近人的人，对她很敬重。而赵一曼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发现董宪勋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于是，她开始做董宪勋的思想工作，激发他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在赵一曼的教育下，董的思想有很大进步。

　　有了韩、董两个“革命战友”相助，赵一曼决定逃离日伪魔掌。

　　3个人制定了周密的逃跑计划。为了筹备经费，韩勇义几次回家向母亲要钱，还把父亲给她将来结婚用的金戒指和呢料衣物卖掉，换成现金。1936年6月28日晚9时许，董宪勋雇了一辆小汽车，接了韩勇义一起去医院。韩勇义进入病房，给赵一曼换上一身新蓝布裤褂，然后和董宪勋把她背出病房，坐上小汽车出城，然后奔往游击区。可是在30日早晨5时许，他们在阿城县李家屯被敌人追上了。

　　3人被带回哈尔滨后，敌人对他们分别进行了审讯。董宪勋因受刑过重死于狱中，时年27岁。韩勇义受尽各种折磨，在社会各界的营救下，由“政治犯”降为“纵匪逃走”的刑事犯，被判处有期徒刑4个月。可监狱的折磨，让她患上了肋膜炎、脓胸，并转为慢性病。因医治无效，于1949年2月12日病逝，时年仅29岁。

　　4. 日军打手自供状

　　赵一曼在二次被捕后，受到怎样的折磨，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特高股警副森口作沼的自供状：

　　“赵一曼女士再次被捕后，经过几场审讯仍毫无结果。”7月25日，（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长官林宽重决定用电刑。

　　“（警务厅）林宽重长官不耐烦了……命令我们给插入赵女士体内的刑具夹上电极。林宽重长官上前问：‘赵女士，听我的属下说你骨头很硬……今天我要让你试试帝国的新式电刑……’林宽重长官摆了个手势。紧接着，大黑君就按昨晚制定的刑讯方案，把电刑器的调节开关轻轻地来回拨了一下。刚才还很平静的赵女士马上狠地吸了一口冷气，挂在刑架上的身子突然绷紧了，像被击了一下……林宽重长官下了命令。大黑君一接通开关，赵女士的头就慢慢地仰了起来，眉头紧锁，脸也绷得紧紧的，身体开始微微的震颤，像筛糠一样哆嗦起来，胸肌也在抽搐，带动挺耸的奶头上的钢针有节奏地抖动。不出一会儿，从额头和胸口慢慢渗出的一滴滴汗珠凝集成黄豆般大……她居然能忍着这难熬的钻心剧痛，硬挺着逐渐剧烈抖动的身躯，拼命竭力控制自己的抖动，咬着牙死顶着不喊叫出声……看到赵女士不吭声，林宽重长官命令加大用刑力度。随着一股股毫无规律地电流涌进赵女士身体的敏感部位。她全身肌束震颤的频率越来越大。伸在半空的双手，不时地紧紧的攥成拳头，然后又松开，没有指甲的十指颤栗着向前伸挺，慢慢撑裂了刚愈合不久的瘢痂，血珠从一根根光秃秃的手指头的裂纹中细细地沁透出来……突然，赵女士猛的挺起了胸脯，张开嘴巴，发抖的双唇一开一合地挣扎了近十几秒钟，才终于极不情愿的从压抑地喉咙里喊了‘啊呀……啊……呃……啊’撕心裂肺的悲哀叫声来……”

　　“每当赵女士痛苦即将达到极限，肌肉发硬，全身抬起，快要昏过去的时候。大黑君就按昨晚制定的方案，及时调弱电刑力度。慢慢断开电流，待赵女士全身松弛，鼓起的肌肉陷下、清醒一会儿后，再接通电源。就这样一次次地变换，一次次地断开，再一次次接通……”

　　“也不清楚从什么时候起，赵女士的身体完全失禁了……一股微微的烧焦皮肉的糊味也慢慢地从赵女士的身上散发了出来……”

　　“拷问断断续续持续了7个多小时……但赵女士始终丝毫没有屈服的意思……我上前把赵女士从刑架上卸下来时，她浑身上下湿淋淋淌着汗水，口中直流白沫，舌头外吐，眼球突凸，两眼变红，瞳孔微微放大，下嘴唇也被她自己的牙齿咬得烂糊糊的……”

　　“林宽重长官无可奈何地说：‘没想到这个支那的女共产党这么死硬，帝国的新式电刑还是摧不垮她的意志。我看毙掉算了！’”

　　5. 唱着《红旗歌》上刑场

　　1936年8月1日，敌人将她押上开往珠河县的火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平日“和同志们在一起，从不谈论儿女情长的生活琐事”（赵一曼战友、中纪委原副书记韩光语）的赵一曼，想起了远方幼小的儿子，向押送的警察要了纸笔，给儿子写了那封催人泪下的遗书。

　　8月2日，敌人将其绑在大车上，在珠河县城“游街示众”。她却唱起了《红旗歌》：“高高举起啊！血红旗帜，誓不战胜，终不放手……”

　　面对敌人的屠刀，她大义凛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牺牲在珠河县（今黑龙江省尚志县）小北门外，年仅31岁。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