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

　　▲陈氏兄妹们合影。前排右起为陈琮英、陈岳泉妻子；后排右起为陈达邦、陈岳云、陈岳泉。

　　▲1955年，陈达邦、陈掖贤父子在北京合影。

　　▲陈达邦在第一套人民币上的汉字书法。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文热心 通讯员 黄柏强

　　记者和陈平安的话题转到陈达邦、赵一曼夫妇故事上。

　　“八叔娭毑英雄，八叔公也不错。他很聪明的，票子上‘中国人民银行’那几个隶书字，就是他写的么！要不是文革，他也不会死。”

　　是的，没有那个荒唐的年代，赵一曼最起码能得到一份最深情的怀念。

　　1. 妻子英雄，丈夫也是精英

　　陈达邦生于1900年。1926年初，陈达邦的妹夫任弼时、妹妹陈琮英写信到长沙，动员陈达邦报考黄埔军校。陈达邦接信后，在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考入黄埔，成为第六期学员，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党组织派其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和陈达邦一同出发的有几十人，学员们每10人编为一组，陈达邦被指定为组长。在这个小组里，有个名叫李淑宁的四川姑娘，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兵队的，也是中国党员。她这次也被派往中山大学学习。

　　李淑宁本名李坤泰，是个大家闺秀。她在军校里学得一身武艺，身体也算强健。但是，在前往莫斯科途中，初次乘坐海轮的她晕船了，呕吐得一塌糊涂，幸亏组长陈达邦的照顾，得以顺利到达。她对他产生了感激之情。进入中山大学之后，李淑宁的中文名字改为李一超，俄文名字叫科斯玛秋娃。在国内没有学过外语，初进中山大学学俄语，方法不对，李一超很是吃力。在陈达邦的帮助下，她改变方法，提高很快。陈达邦天资聪慧，俄语、法语、英语成绩都很好，并且能够应用，苏联老师讲俄语，很多同学听不懂，他就主动当翻译，在同学们中有“陈院士”的美誉。

　　两人长期相处，情投意合，1928年“五一”节时结婚。李一超怀孕后，经组织安排，离苏回国。到东北工作后，她改名赵一曼。

　　2. 国外15年，不知妻子白山黑水间

　　妻子回国后，陈达邦继续在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中山大学解散，陈达邦继续留在苏联，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专门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同苏联印刷界有着广泛交往，也为他以后到苏联印钞票埋下了伏笔。

　　1935年，吴玉章在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通过中共代表团调陈达邦去巴黎主持印刷业务，任印刷部主任兼印刷厂厂长。陈达邦熟悉印刷业务，又懂法语，很快在巴黎结识了不少印刷界朋友。在这些朋友的帮助下，《救国时报》的印刷质量得到保证。因此，吴老对陈达邦的印刷业务能力非常看好。

　　《救国时报》在巴黎共出版发行了152期，每一期、每篇文稿，都浸透着陈达邦的心血。在亲手排印出《八一宣言》之后，他读了一遍又一遍，预感到国内抗战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无比欣慰；当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出现在《救国时报》上时，他备受鼓舞。可他不知道白山黑水也活跃着自己妻子的身影，更不知道后来妻子壮烈牺牲在日寇的刑场上。

　　3. 掖贤13岁，父子第一次见面在重庆

　　1942年，陈达邦回国后，辗转来到重庆，来到正在这里经营印刷厂的五哥——堂兄陈岳云家里。

　　在堂兄家里，陈达邦第一次见到了亲生儿子。这时宁儿已经13岁，个子也和爸爸不相上下。陈达邦把宁儿拉到自己身边，左看右看，搜索着那张照片的记忆。看到宁儿健康成长，陈达邦对兄嫂充满了感激之情。他抚摸着宁儿的头，轻声问道：“妈妈有信来吗？”孩子低头不语，五嫂长叹一声，没有言语。五哥示意五嫂把宁儿带开，自己和八弟进入内室聊天。

　　二人坐定，五哥慢吞吞地说：“一超把宁儿送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他停了停，看了弟弟一眼，接着说，“在武汉的时候，听说她去了东北，以后一直没有消息。她和你通过信没有？”陈达邦说：“寄了一张宁儿两岁时照片以后，也一直没有通信。”陈达邦还告诉五哥，一超寄去的照片本来一直带在身边，去巴黎之前，担心遗失或被敌人搜查，连同那封信，存进了共产国际的档案馆。

　　五哥只得说出“谜底”：“后来听说她被日本人杀害了……”陈达邦听着，眼睛湿润了，最后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宁儿闻声进来，依偎在爸爸身边，也大哭起来。

　　4. 1957年，才知一曼就是妻子一超

　　陈达邦明白自己的妻子、宁儿的妈妈李一超就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又是这以后15年的事了。

　　1950年，电影《赵一曼》在全国上映，赵一曼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1953年5月，周恩来收到一封四川宜宾李坤杰的来信，内容是打听曾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过的妹妹李一超下落。可李一超在上海的时间很短，身在“中枢”的周恩来可能连她的面也没见过，自然没有印象，只好把信转到全国妇联代为查找。妇联主席蔡畅等看过信后，也不知道李一超的情况。

　　在中办工作的陈琮英知道李一超是自己的弟媳妇，但不知道先前的李一超就是后来的赵一曼。惊喜来自四川。1955年1月，陈琮英收到了李坤杰的来信，说是经过战友和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确认，赵一曼就是李一超，并希望能够了解陈达邦和宁儿的情况。陈琮英看了后非常高兴，立即回信告诉了陈达邦和宁儿的情况。李、陈两家，相隔20多年，开始互通音讯。

　　原来，《赵一曼》公映后，在中央工作的四川人何成湘记起，他1931年担任中共满州省委组织部长期间曾亲眼见过、直接领导过赵一曼，知道一曼是四川宜宾人，本姓李，还有一个孩子。1952年三四月间，何成湘回川与李坤杰相见，并见到了一曼抱着宁儿的照片，也就初步确定了赵一曼就是李一超。

　　1956年，《工人日报》的记者拿着这张照片到黑龙江，找到了当年和一曼朝夕相处的游击队员和乡亲。他们一致说：“瘦李！就是瘦李！”后来，记者又在哈尔滨敌伪档案中发现了赵一曼在病床上的照片。这一切，证明赵一曼就是李一超！

　　陈达邦得知这一消息时，已是他从苏联回国的1957年了。百感交集的他，应四川宜宾赵一曼纪念馆之约，写下了一段情深意笃的回忆文字。这篇回忆至今仍陈列在展柜中。

　　5.做处长，人民币上留墨迹

　　1957年回国的陈达邦是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人行”）印刷局国外业务处处长。当然，1958年还做了国务院参事。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去世，陈达邦作为亲属赶往北京悼唁。其间，他见到了老领导吴玉章、董必武。董必武是“人行”的“开山祖”，曾为提高人民币的印刷质量而煞费苦心。两位老人都对陈达邦的印刷业务水平十分了解，联名将他推荐给“人行”行长南汉宸。当时，南汉宸正在筹备货币改革，高兴得很，调陈达邦做科长，让其具体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

　　第一套人民币发行方案确定后，由苏联帮助印刷。为此，“人行”增设国外业务局印刷处，陈达邦升任处长，并作为“人行”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全权代表）秘密赴苏处理印钞事务。

　　1952年11月中旬，国内对第一套人民币发行方案作了调整。如此，印钞票版也必须改制。苏方认为，中国国内制作的票版不符合印钞技术要求，应由苏方人员重新制作。周恩来总理指示，同意在中国技术人员协助下，由苏方人员重新制版。在苏方人员重新设计制版过程中，因为新版人民币采用的汉字题字，没有墨稿，无法制版。请示国内后得到的答复是：在尽可能保持原有风格的前提下，可由技术人员作灵活处理。于是，具有魏、隶书法功底的陈达邦，重写了新版人民币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在内的所有需要更换的汉字。

　　陈达邦所写的汉字一直沿用到第二、三、四、五套人民币。

　　6. 两条“罪”，留在青史的遗憾

　　说到陈达邦，陈平安沉重地说，八叔公死的消息，也是另一位堂哥告诉老家的。文革开始不久，那位堂哥从东北回玉林塘，过北京时听到了噩耗。造反派整八叔公，说他犯了两条“滔天大罪”：一是“二十八个半”成员——王明的“死党”；二是和“苏修”“内外勾结”“篡改”人民币上题字，“投敌叛国”。

　　陈平安也知道，1979年3月1日，国务院为陈达邦平反昭雪，并在八宝山公墓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

　　当然，陈平安不知道，陈达邦临死之前，对自己的孩子交了底：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你的父亲是清白的，人民币改版题字是经过领导批准的。

　　玉林塘是宁静的，宁静得一只斑鸠飞过也呼啦作响。

　　可在那大变化、大动荡的年代里，她的儿女却曾叱咤风云。如果没有陈平安讲述这里的故事，谁又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