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快乐是人类的天性。修志人在修志过程中想得到快乐也在情理之中。近几年来，一些学者针对志界流行的修志“三苦”（艰苦、辛苦、清苦）提出“快乐修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正常的感情需求。有的学者在列举了修志的种种快乐之后，总结出若干个“不亦乐乎”（1）。也有的学者提出“和谐修志”的理念，并分析出变修志“三苦”为快乐修志的工作思路（2）。常言道：“得志者不修志，修志者不得志”。修志者将自己的事业当成一种快乐来对待, 不能不说是一种乐观的精神，其中凝聚着修志者对事业的不懈追求。对此，笔者对“快乐修志”的倡导者怀有深深的敬意。受“快乐修志”的影响，笔者作为修志战线上的老兵，也似乎有了“快乐”之感。但在“快乐”之余，又不免产生疑虑：修志真的那么快乐吗？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快乐是一种欢愉的情绪，并不像口袋里的钥匙，想要就掏。人们想快乐修志是一回事，但修志本身能不能快乐又是一回事；其二，在快乐心态下修出来的志书，是否就是一本好志书？也很难说。由此看来，在当前二轮修志中，认真分析修志过程中的苦与乐，树立正确的苦乐观，就显得十分重要。这对提高修志人的精神动力，增强修志信心，确保地方志事业健康发展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笔者对此作一点粗浅的议论，求教于方家。

 一  修志是一项艰苦的事业

修志艰苦吗？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广大修志人感同身受的体验。修志的艰苦是由修志本身的难度决定的。清代学者章学诚说，修志有“五难”：“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3）。随着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修志的难度就更大了。正如一位当代方志专家所指出的：“修志开头难，后来可能更难。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而是事实。”（4）修志的难度，主要体现在修志的特殊使命上。陈奎元同志最近指出：“志和鉴不是文学作品，而是科学而系统的资料性文献，是对各地区自然、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实际情况的真实写照，是反映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载体，是对地情国情具体、真实的记录，应当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科学性。”因此，要求我们修志人“以对历史、对未来、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兢兢业业、恪尽职守。”（5）就修志的具体过程而言，从组织机构，选聘人才，制定篇目，到资料搜集，地情调查，文字编写，志稿评审，直至最后出书，都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尤其是当前的二轮修志，主要是记述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壮观的伟大变革，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各种思想也在激烈碰撞，史料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由于是当代人修当代志，虽有“时近则易核，地近则迹真”之利，但缺乏历史沉淀，对一些史实的把握比较难，要做到准确记述颇不容易，这也就增加了修志的难度。因此，修志的艰苦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哪个工作不艰苦呢？做工不苦吗？务农不苦吗？教书不苦吗？科学研究不苦吗？没有“苦”，哪来经济的发展？哪来社会的进步？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6）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也强调指出：“一定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努力；一定要刻苦学习、埋头苦干，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这就充分说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法宝”。在现代社会中，“艰苦”应当是社会的常态，工作的常态，也是学术研究的常态。我们“吃苦”，完全是为了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富裕，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作为当代修志人，我们担负着记载中华民族振兴史的光荣使命，“艰苦”是理所当然的。而在“快乐”中是不可能完成修志任务的。只有“吃苦”，才能编纂出符合时代要求的精品佳志。

那么，修志就只有艰苦，没有快乐吗？也不是。修志虽然是一项特殊的学术性活动，其实也和其它工作一样，有艰苦，也有快乐。这种快乐突出表现在志书出版之后，其成绩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很好的“资政、存史、教化”作用，此时，修志人内心的快乐是无以言说的。在整个修志过程中，修志人同样会获得很多快乐，诸如：修志工作得到领导的高度重视，疑难中得到专家学者的热情指导，经过努力志书的篇目得到优化，调查研究挖掘到新的史料，等等，修志者都会产生快乐的体验。同时，有些修志机构适时举办一些文体活动和联谊活动，为修志创造一种快乐的氛围，也能让修志人得到快乐。但这种快乐在社会生活中是很普遍的，犹如农民种田、工人务工、作家写作一样，是在工作实践中自然产生的，我们不能“放大”这种快乐，更不能将“快乐修志”当着一个口号来提倡，有谁听说过快乐种田、快乐务工、快乐写作吗？因此，笔者有理由认为，提出“快乐修志”的口号，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

二 倡导“快乐修志”弊大于利

首先，倡导“快乐修志”有损修志的严肃性。“地方志作为全面系统记述经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是传承和彰显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瑰宝。”在新的历史时期，修志“既是对我国国情地情持续开展的大规模的普遍调查，也是对各地自然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的综合研究，其成果群构成了一个丰富的文化资源宝藏，在为领导机构科学决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7）由此可见，修志是一项十分严肃的事业。它与日常所说的“快乐”没有必然的联系。什么是“快乐”？快乐是指“感到幸福、欢乐”（8）。快乐作为人类特有的感受，通常是在特定的时候，与特定事物和情境联系在一起。笔者在撰写拙作时，正逢春节，常收到“祝春节快乐”之类的手机短信。因为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是喜庆的，快乐的；其它诸如快乐旅游、快乐上网，快乐联欢等等，都有其特定的“快乐”内容，也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而将“修志”与“快乐”联系在一起，不仅有损于修志的严肃性，也让人感到有修志人自我“做秀”的成分，笔者以为大可不必。其次，倡导“快乐修志”会淡化修志的艰巨性。因为“快乐”除了包含“幸福、欢乐”的意思外，还和轻松、舒适、愉快等感受相关联，“快乐修志”会让人误以为修志是一项娱乐性活动，从而对修志这项严肃的事业造成误解。修志虽然是政府行为，一本志书的完成也是集体劳动的成果，但在具体编纂过程中，每一个部分的写作，不论政治、经济、文化或社会部类，大到资料的选定，小到一个数字的订正，都需要修志人付出艰苦劳动来完成，宣扬“快乐修志”，容易从精神层面上松懈修志人的意志。其三，倡导“快乐修志”，给修志人的第一感觉是：修志“不快乐”，“三苦”，这种心理暗示是必然的，正如对一个饥饿的人说美味佳肴一样，不仅不能给修志人带来快乐，还会引起修志人心理上的反感，从而对修志人的情绪带来负面影响。

诚然，修志是一项艰苦、辛苦、清苦的事业，这是客观存在，是修志的特殊使命和修志本身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而不是想改变就能改变的。现在提出“快乐修志”，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不是苦行僧，不是天生与“快乐”二字过不去，也不是不希望从修志中得到快乐，而是“快乐修志”的提法不够科学，修志人难以从“快乐修志”的口号中得到快乐。因为，“快乐修志”是一种感性的期待，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快乐修志”的倡导者先将“修志”与“快乐”人为地联系在一起，然后再罗列一些修志过程中的快乐因素或理想成分来证明修志是快乐的。这在逻辑上是颠倒的，也不合乎情理。其实，修志的苦与乐不是一个需要研究的理论问题，而是修志人在修志过程中对修志所抱的态度问题。当前最重要的，不是讨论修志是“苦”还是“乐”，而是要树立正确的苦乐观，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积极的姿态，满怀信心地去从事修志工作，将志书修成人民满意的、符合时代要求的精品佳志。

三 要树立正确的苦乐观

要树立正确的苦乐观，首先要弄清楚我们为什么修志。这虽是个老问题，但仍有重新认识的必要。最近，国务委员刘延东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经济实力，而且还要有文化魅力。推动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既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也能体现现代文明与历史文明的一脉相承。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一步推动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9）由此可见，修志已与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软实力”联系在一起，修志是新时期赋于我们修志人的重大历史使命，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要做好任何一项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头等重要的。笔者认识一位踏三轮车的师傅，夏天光着膀子，一条汗巾搭在肩上，边踏车边唱歌，显得很快乐。我有意与其聊天，问：“你不辛苦吗？”他说：“不辛苦。我有两个儿子在外面读研究生，再过两年就毕业了。我是在为儿子挣学费。”原来，责任感和光荣感使这位壮年汉子在这挥汗如雨的暑天忘记了炎热，沉浸在快乐之中，内心一片光明；又如，四川汶川大地震时，解放军和武警战士连续几十个小时抢险救灾，他们的任务是：救人。正是这一崇高的使命，让他们把“辛苦”二字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就提示了一个平凡的道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能淡化艰苦。我想，一个有作为的修志人，肯定会将“苦”作为必然的、不可或缺的元素，以平常的心态来对待修志工作，并作出优异的成绩来。

这里，笔者联想起方志界两位可敬的老人。一位是浙江的魏桥。魏桥先生原先在浙江省社科院担任领导工作，早在1981年，他就向省委省政府写报告《关于开展浙江地方志工作的情况及建议》，积极倡导修志，得到了领导重视，于是在全省掀起修志热潮。他在担任省志办主任后，创造了历代方志还家、当代方志编纂和方志理论研究同步进行的“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成为新时期修志工作的成功实践；他不顾年老体弱，跋山涉水，四处奔走，给修志人办培训班，评审志稿，忙个不停；同时在理论上多有建树，先后出版了《志苑十二年》、《两轮修志说》等专著，提出了变“详今略古”为“详今明古”的修志主张，在志界有较大的影响，“笔者认为，这是本届修志理论方面的重要收获之一。”（10）如今，他已离休，但他离而不休，仍然活跃在浙江的方志舞台上，带领全省的修志人在修志事业上作不懈努力，被人称之为“浙江方志事业的领头雁”（11），实在令人敬佩。

另一位是北京的段柄仁。段柄仁先生曾是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兼任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后来兼任《北京志》主编时，其主要职务仍是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政务不可谓不忙。但他不是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只挂个名，当“甩手掌柜”，不是的。他“在其职，谋其政”，一面从事政务工作，一面对地方志工作抓得很紧很紧。不仅亲自编稿审稿，还给合修志实际从事理论研究。笔者有幸读到他最近出版的《主编的印迹———段柄仁方志文丛》一书，实在获益匪浅。他以一个政治家的胆略和学者的严谨对当前方志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系列独到的、有益的见解，如书中的《讲政治与讲真实》、《方志学的理论架构及其他》等佳作无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尤其是他从市级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没有从事人们所向往的经济部门顾问一类的“实惠”职业，而是全身心投入到志书编纂中去，苦在其中，乐在其中，正如有人讲的那样，他“不求做亿万元富翁，只求做亿万字富翁”，（12）这是何等高尚的情操。在现实生活中，什么是快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将“快乐”放在声色犬马上，满足于“今日有酒今日醉”；还有的人把好逸恶劳当成“快乐”……所有这些，与上面所说的两位老人的快乐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纵观当今方志界，像魏桥和段柄仁这样高风亮节的修志者灿若繁星，不胜枚举。他们的业绩已广为传颂，光耀志坛。（13）同时还出现了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如云南的昂智灵，黑龙江的范育松、耿煜，陕西的郭鹏，青海的华贡杰，安徽的马骐，四川的秦安禄，河南的秦俊，山西的秦海轩、燕居谦，武汉的王汗吾，江西的杨德仁，贵阳的郑荣晴，等等，尤其是河南省浚县原史志办主任郑永立在修志岗位上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被河南省委追认为优秀共产党员……他们是修志战线上的杰出代表，也是我国方志界的骄傲。这些模范人物虽然年龄不同，经历各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正确的苦乐观，铁心修志，甘于奉献，乐在其中。他们在为修志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展示出了一种伟大的精神，成为我们修志人的楷模。

    “快乐”固然有感官上的体验，更有精神层面的升华。作为当代修志人，我们在对待修志苦与乐的问题上，应当有高的境界。当今国家对地方志工作非常重视，为修志创造了良好的大环境。国务院颁布了《地方志工作条例》，修志工作从原来的行政推动转变为依法管理，这就明确了修志人的法律地位；同时，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适时制定并出台了《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和《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这两个文件可视为《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配套工程，成为当今修志的强大思想武器，使修志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笔者以为，当前是我国有史以来修志环境最好的时期，是我们修志人展示才华、创造煇煌业绩的大好时光，难道这不是我们修志人最大的快乐吗？

由此可见，修志是我们广大修志人的历史重任。要完成这一历史重任，艰苦、辛苦、清苦是必然的。我们既然不能改变修志的艰苦，也难以改变修志人的辛苦和清苦，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如何改变？上海奉贤区的修志人提供了一条很好的经验：他们站在时代的高度，引导全区修志工作者把‘三苦’（艰苦、辛苦、清苦）转化为‘三苦精神’，即“艰苦奋斗的开拓精神、辛苦修志的敬业精神、清苦自律的奉献精神”，（14）这正是当代修志人最可宝贵的品质，也是以科学发展观对待修志苦与乐的最佳诠释。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10月1日接见全国劳动模范代表时说过：“工人阶级就是要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15）同样，我们每个修志人只要将自己的修志事业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就能“树立热爱地方志事业、献身地方志事业、干好地方志事业的决心和信心，磨练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的意志，培养认真负责、严谨细致、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16）从而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修志的苦与乐，更好地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责任编辑：L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