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诸暨自宋至今，至少已纂修过12次县志。但目前存世的，则仅只康熙、乾隆及光绪时所修的3种。因此，在编修新《诸暨县志》的时候，《康熙诸暨县志》就显得尤其珍贵。本文拟对该志概况及主纂者章平事的修志思想作一些初步介绍，以供编修新志时作为参考和借鉴。
 　　

康熙年间，社会相对安定，加之康熙皇帝本人对方志的编纂也比较重视，亲躬此事，诏令修志，因此编史修志之风蔚起。当时《绍兴府志》“八十余年缺焉不备”，于是知府张三异召集荐绅士庶，商讨修志事宜，并命绍兴8县，当以此奉行。康熙十年（1671），诸暨、会稽、山阴、嵊县、上虞、新昌、萧山各县都着手修纂县志（只余姚县未有是年修志之记载）。第二年，又在集中排比整理各县县志的基础上，编出了《康熙绍兴府志》。因此可以说《康熙诸暨县志》是《府志》的“基础工程”之一。
    

增损相宜   体例完备

《康熙诸暨县志》共分12卷，17篇志。卷首有《章平事序》，及《县境图》、《乡都图》、《县城图》、《县治图》、《儒学图》、《五泄山图》、《苎萝山图》；卷一志为《疆域》、《城池》；卷二志为《署廨》、《山川》（附《寺庵》）；卷三志为《古迹》、《物产》、《灾祥》；卷四志为《田赋》；卷五志为《水利》、《学校》、《祠祀》、《武备》；卷六志为《职官表》；卷七卷八志为《选举志》；卷九至十一志为《人物》；卷十二志为《序记》，末附旧志序6篇。全书共380页，近11万字。是志以明隆庆六年（1572）骆问礼纂修的《诸暨县志》为基础，“增《旧志》后八十年所应增，未尝损《旧志》前数百年所不应损”，因此起到了保存大部分《旧志》资料的作用。    
　
《康熙诸暨县志》纪、志、传、图、表、录诸体具备，全志搜辑排比，整齐而有剪裁，别择考订，谨严而又详赡，实为诸暨县一部不可多得的地方志书。这与主纂章平事严肃认真的治志态度是分不开的。他的一些治志态度和编修方法，至今仍有不少可取之处。
    
　
以志资政    据事直书

章平事认为方志的作用“不外遵古正俗，表贤恤民，兴利除弊数者”，目的是为“官兹土者”提供当地“宜因宜益，宜革宜损”等各方面的资料，作为他们“生聚教训，培养补救之方”。编纂县志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一个县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广泛调查的过程，其结果必然为地方官吏提供大量的资料和信息，使之“万里山河，四方阻险，攻守利害，沿袭根源，伸纸未穷，森然在目，不下堂而知王土，不出户而观万邦”。章平事说：“夫一人之耳目有限，一邑之轶事无穷。”要编好一部县志，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完成的，它必须有各方面人员的参与，而作为一县当政者又起着关键的作用。

据事直书，实事求是，这是编史修志的重要原则。章平事认为，“夫志犹史也，与其泛而美观，毋宁核而传信”。面对当时“昔之暨富，今之暨贫；昔之暨僻一隅，今之暨冲四达；且昔则人情淳而今斯漓，士风朴而今斯嚣，物力易而今斯艰”的情况，如何在《县志》上来反映这些变化呢？ “据事直书，因文衍义，可矣”！


正反皆载   注重史德

在写《人物志》时，章平事主张“贤不肖皆得载”，对“不肖者”可于《志》末说明。他那种敢于把当时认为“不肖”的“反面人物”列入《人物志》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在谈到编写《人物志》时他又说，“修志之难，定人物之难也，人物之难定，非薰莸不辨之难，亦非世远不可知之难也。定人物之难，在于势不能无去取，而取者未必德，去者适足怨府之难也”。因此对人物的去取，务必慎之又慎。
　　
章平事还认为“‘志’从士、心取义”，编志一定要注重史德。决不能凭“今笔削在手”而逞私议，为自己“张大其门楣”。因为修志之事，“乃一邑之公，非一人之私也”。虽然“知我者，我不敢期”，但只要据实而书，秉公而传，注重史德，分清公私，那么，“罪我者，亦可以憬然自省矣”。章平事主张，县志不宜繁冗，而宜简约，对于《旧志》，应该“删繁订讹，循名责实”，对其中“今昔异宜”之辞，则一概删而不录，记事不必面面俱到，只宜写有特色一面，“重此而轻彼也可哉”，否则，“不但势有未逮，且茫乎无所从事焉”。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康熙诸暨县志》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重人物而轻经济就是当时的通病之一。今天，章平事的一些修志经验和体会，无疑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而是需要创造新的方法。但是，经过千百年发展的地方志，是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优秀文化形式，这种形式经过改造，换上新的内容，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在编修新地方志的时候，要赋予旧志新的时代内涵，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这样，才能使我们编写的社会主义新方志，真正成为一代一方智慧的结晶，一世一地盛衰的写照，从而更好地发挥方志资治、存史、教化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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