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伦敦听着“披头士”和鲍耶（英国代表性音乐家，摇滚史上传奇人物之一———编者注）的歌长大的。但偶尔，我也会被父母带到波特兰街的中国驻英国代办处看看中国大片。

它们是8部样板戏，像《白毛女》和《智取威虎山》这样的名字引人好奇。文革10年间，它们是仅有的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电影、舞台演出或音乐。它们综合了歌剧和芭蕾的表演形式，简洁的情节一般是关于勇敢的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地主恶霸、日本侵略者和其他革命敌人。

起初，我的好莱坞鉴赏力难以理解这些生硬的情节剧，觉得略显夸张。然而它们也不是为我们这些养尊处优的伦敦东区的孩子量身定做的，而是为那些在自家文化里鲜被描写的中国农民和工人创作的。

样板戏深远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曾创作“文革”题材小说《红杜鹃》的美籍华裔作家闵安琪说：“广播里、影剧院里和街上喇叭里都是它们。10年间，我吃饭、走路和睡觉时都在听样板戏。走到哪，我就唱到哪。”美国斯坦福大学交响乐团指挥蔡金冬说，他的音乐生涯要归功于样板戏。它们为数百万中国青少年提供了学习乐器和公开演出的良机。

1976年后，样板戏逐渐失宠。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样板戏又出乎意料地重获新生。《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成为中央芭蕾舞团的保留剧目。“上世纪90年代重排时，他们本想改掉那些攻击富人的戏词。但观众不答应，说‘这是陪伴我们长大的，我们想要听老词’。”荷兰籍华裔导演袁欣婷认为，正是这份怀旧促成了样板戏的复兴，“就像你从小每天听‘披头士’长大一样。不管你是爱是恨，这些音乐都已成为你童年的一部分。对很多成长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那是他们青春的一部分。这些音乐经受住了时间考验。”

如今，在崭新的中国不再有阶级斗争的政治讯息，样板戏不仅登上大雅之堂，还出现在卡拉OK厅。蔡金冬认为是创作中的智慧让样板戏依然有意义：“艺术家创作了它们。这就是它们仍有意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