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到李杜韩《残虐的节义：明末的士林风气》一文，不由得想起京剧名作〈四郎探母〉来。当然，〈四郎探母〉是戏剧，不能当成历史来读。但它历久不衰，为戏迷们所喜爱，这其中自然折射了中国文化的信息，尤其是草根民众的审美心理，价值取向。
　　
　　在剧中，杨四郎战败被俘，从此隐姓埋名，做了敌国契丹的附马。十多年后，契丹和宋朝交战，母亲佘太君亦率杨家将前来，为宋国御敌。杨四郎为见母亲一面，求妻子，即契丹公主帮忙盗令箭，从而演了一出忠孝不能两全，家国难以兼顾，然而又充满母子亲情，夫妻爱情的矛盾曲折，回肠委婉的感人故事。
　　
　　杨四郎这个人物，在某些人看来，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叛变投敌，是不折不扣的汉奸。在与母亲佘太君见面后，仍选择回契丹国做他的附马，是地道的不忠不孝，贪图富贵。在这些人继承的忠义气节的道德观里，军人与敌国交战不敌，惟有死战到底，才算爱国。投降了敌军的，便为他们所唾弃的懦夫，汉奸。这一价值观，在明末，发展到变态的程度。以至民族英雄袁崇焕，也被打成汉奸。北京普通市民，在他被残暴地凌迟处死后，居然争相吃他的肉。这骇人听闻的一幕，让我们相信，中国传统的忠义气节道德观，存在着巨大的问题。
　　
　　我想，忠义爱国之所以在帝王时代被尊奉为道德的最高准则，其原因是明显的。这样的道德体系，受益最大的，自然是国家的统治者们。因此，为统治者服务的知识分子，提出忠义爱国的道德原则，高于一切，乃至人的生命，自然为统治者所肯定和推崇。可是，这样的价值观，在信息时代，崇尚自由人权的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奉为圭皋，尤其是青年人，实在让人费解。这些人，动则给人一顶汉奸的帽子。似乎世上只有他们爱国，凡是与他们意见不同的，则骂为卖国贼。运动员为外国效力了，卖国贼；拍几部清朝皇帝的电视剧，卖国贼；赞美一下民主自由人权，更是“反华亲美”的卖国贼！他们的言论，只是拾了文革时姚文元，戚本禹们的余唾而已。
　　
　　相比这些义和团式的“爱国”青年们，以及那些将本来纯正的爱国感情扭曲到变态程度的“道学家”们，我觉得那些爱看〈四郎探母〉的草根民众，人性多了，可爱多了。〈四郎探母〉中的敌国契丹的人物，也不再是妖魔化的“蛮夷”，而是与大宋的人一样，是正常的，有感情，有人性的人。由此出发，宋国的将领杨四郎，死战后被俘，无奈投降敌国，也就可以接受，值得同情了。---- 当然，对于军人不战而降，我也是痛恨的。
　　
　　不过我担心，嗅觉高度灵敏的爱国青年们，不久就能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四郎探母〉是有人为美化异族统治，麻痹汉人而刻意制作的。由此掀起对它的大批判，则非我所愿也。衷心希望〈四郎探母〉这样优秀的文化作品，继续为京剧的爱好者们，带来美好的享受。
(责任编辑：李晋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