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6年，古交狐氏文化研究会，编辑了一套小丛书，共5辑，10万余字。专述狐爷山与狐突。书名依次为《狐爷山——中国忠文化发祥地》《狐突后裔遍华夏》《狐突是古交人》《狐氏文化拾萃》和《狐爷山景区开发纪略》。这些小册子，流溢着作者对家乡的挚爱，对家乡文化的执著追求。尤其是打头的那一辑，非常大胆地提出一个很大的命题：狐爷山是中国忠文化的发祥地！这个题，撞击了我的眼球，引起了我的思忖：果真是这样吗？带着这个疑问，我迫不及待地将此书一口气读完，然后又复读一遍，掩卷而思。是书论点鲜明，但所引之史料，所论之论据，所述之内容，都难以支撑其结论：狐爷山是中国忠文化发祥地。此后的几年中，每当触及太原春秋时代的史料，每当翻阅先秦史籍，这个命题，便蓦然于脑际，挥之不去。待一直忙在手头的《太原历史文献——辑本》和《龙城三章》先后付梓、出版，聊作调整后，便投入中国忠文化资料的收集中，开始思考和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忠文化，发轫于什么时代？究竟与太原有无关系？关系深否？其源头是否确在太原之古交？

　　以我管见，探寻中国忠文化之源流，更具体地说，寻究忠文化是否源于太原古交，似需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弄清中国忠文化滥觞的时代和地域。二是弄清忠意识、忠文化之间嬗变的拐点。三是进一步了解狐突其人和确定狐氏地望。四是论清中国忠文化发轫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五是解决好上述四个方面与太原古交的确凿关系。把这些问题和关系搞清了，中国忠文化的发祥之地自然脱颖而出。

　　古文献中关于忠的记载和揭示的问题研究过往史事，去疑解惑，寻求本真，最有力的证据，当然是史存实物，包括世存的或出土的。如果两者均无，留下的唯一途径，只能是“文本研究”，即从现存的古文献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研究分析，寻找答案。忠文化属精神文明范畴，很难寻到史存实物为证，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文本研究一条出路。

　　前几年，不少专家、学者，对忠文化产生于何时，作过一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忠文化在夏商周三代已经产生。他们找了很多依据，而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尚书》关于忠和忠文化的记载。为使人信服，他们把《尚书正义》（见《十三经注疏》）中，有关忠的文字段落，悉数录出，配以洋洋洒洒的论述，诉说己论的正确。此不揣繁赘，分列于下，供分析研究。

　　1.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辱亡。

　　2.居上克明，居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

　　3.敢有辱圣言、逆忠道、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

　　4.焚炙忠良，刳别孕妇；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

　　5.尔尚盖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尔乃迈迹自身，克勤无怠。

　　6.惟乃祖乃文、世笃忠贤，服劳王家，厥有成绩。

　　7.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大小之臣，咸怀忠良。

　　《尚书》是儒家经典中的至尊，而《尚书正义》又是《尚书》诸版本中，最权威者。上录7句，句句有忠字，句句出《尚书》，可谓字镌句铸，虽与夏代无涉，却都是商初周始忠文化之显证。如是，中国之忠文化，发轫于三代，当毋庸置疑了。然而，当我们索检章句之出处，依句找出各句之篇目，准备核读原文时，发现它们出自的《商书·仲虺之诰》《商书·伊川》（有两条）、《周书·泰誓上》《周书·蔡仲之命》《周书·君乐》《周书·冏命》等6个篇章，全是伪《古文尚书》25篇所属。所谓伪《古文尚书》，早在清初康熙间，已被时人誉为“汉学第一人”的阎若璩考实，乃是魏晋间好事之徒所冒作，欺世盗名千余载。如此定谳之伪作，岂能鱼目混珠，引以为证！出于慎重，我们又拜读《今文尚书》28篇，试图从中找出载有忠字和忠文化的句段。结果大失所望，竟无一处、无一句。据此，似可确认，《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之二的《尚书正义》，除伪作之外，无忠所载。以此而论，中国忠文化之滥觞，当与《尚书》无涉。所谓忠文化之发轫于三代之说，顿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左传》和《国语》是研究春秋史事的重要文献，为此，我们又采取通读之方式，在《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3月版）、《国语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4月版）中查询关于忠和忠文化的记载。读录过半，情况急转直上，录出不少事关忠和忠文化的句段，忠文化之发轫时代、地域，端倪初现。恰在此时，又得到一个绝好信息，有学者在研读《左传》《国语》时，对两书所载之忠，进行过统计：《左传》中“有忠70见”，其中属晋国内容者居多，“达21见”；《国语》中“有忠50见”，出自《晋语》所载者最多，“达28见”。并两书之统计：70 50，共120处，其中晋国所占：21 28，达49处。春秋之诸侯国，小者不计，仅按“十二诸侯计年表”，另加宗主国东周，共13国，而只是1／13的晋国便占比率达41%。端的是独占鳌头。所得史料和所获信息，向我们提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文化，包括初始的忠意识，最晚在春秋早期，已经在黄河、长江“两河流域”中下游广袤的土地上滥觞，而最繁荣、最活跃、最集中的中心地域，就在“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就在晋国汾河中游的河谷平原——古老的太原盆地。

　　从忠意识的萌生到忠文化的形成前面我们已经论清，中国最早的经典著作《尚书》，没有忠意识的痕迹，更没有忠文化的纪实。这不是《尚书》的疏忽，而是在它成书之前，忠意识还没有萌生，忠文化还没有成为当时社会的需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而发展进步的。当西周行将灭亡，苟延残喘到周平王必须东迁的时候，姬姓周朝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势力，宗法观念、宗法制度，受到极大挑战和严重打击，作为宗主国的东周，已与当年的西周难以同日而语。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在萌动、在发展，势不可当，它就是忠文化的先导——忠意识。

　　忠意识并不是凭空而生的，它从传统的孝文化中滋生。传承弥久的宗法制度，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宗族关系为纽带，以“孝”来规范约束人们，即所谓的孝治天下。随着社会的变迁，宗法制度春风不再，宗族势力日暮途穷，孝已经难以满足新型社会的需求。而从“孝”母体发酵生发的忠意识，应时而出，成为非常适合的潜规范。它补充了孝的不足，与孝一道为社会需求服务。当然，忠意识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是在长期的潜滋暗长中积蓄，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壮大。诚如文化发生学的理论告诉我们的那样，观念和意识的产生，往往比口头的表达和文字的表述来得早些。从这个意义上讲，忠意识是忠文化的先兆，忠文化是忠意识滋生、积累、发展的结果。《左传·隐公三年》在说到卫国公子州吁的不道德行为时，列举了“六逆”和“六顺”，这是春秋早期道德观念的写照：

　　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

　　唯独不见忠的影子，也丝毫没有忠意识的流动。尤其是“君义”“臣行”两顺，君只有义，臣只有行，完全没有一点忠的意思。可见，在当时卫国的道德行为准则中，还没有生成忠意识，更谈不到忠文化了。用今天的话说，上述所引之“六逆”，是礼崩乐坏的揭示，而“六顺”是维护道德行为的规范。

　　然而，在晋国，忠意识却已盛行。请看《国语·晋语一》所载：

　　武公伐翼，杀哀侯，止栾共子曰：“苟无死，吾以见天子，令子为上卿，制晋国之政。”辞曰：“成闻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则致死焉。报生以死，报赐以力，人道也。臣敢以私利废人道，君何以训矣？且君知成之从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从君而贰，君焉用之？”遂斗而死。

　　这段文字说的是，公元前710年，曲沃武公，以庶反嫡，杀晋哀侯。劝哀侯之臣栾共子，归顺自己。并诱以高官大权。而栾共子不为利诱所惑，奉哀侯于一。最终战死。全篇没有一个忠字，而“事之如一”“报生以死”“故壹事之”，都是忠意识的流动，都在表述着忠的意思。可见，在当时的晋国，忠文化还没有生成，而忠意识已广泛存在。这种“事之如一”的尽忠意识，只差一个忠字的出现，便可完成向忠文化的嬗变。这是一个生动的从忠意识，向忠文化迈进的实例，是没有忠字的忠意识流，是忠文化诞生之前夜。

　　伴随着忠意识向忠文化的嬗变，感性的忠意识向理性的忠文化逐渐靠拢，融合为一，在这个拐点上，忠文化的早期雏形，走上了定型。还以《左传》中有关晋国的一段史料作进一步的阐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有载：九月，晋惠公卒。怀公立，命无从亡人，期。期而不至，无赦。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弗召。冬，怀公执狐突，曰：“子来则免。”对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刑之不滥，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谁则无罪？臣闻命矣。”乃杀之。

　　这段史料，在本文中至关重要，译为今文：公元前637年，九月，晋惠公死。怀公即位，下令臣下不准追随流亡在逃的人，并规定了归期。到期不归者，罪无赦。时狐突的儿子狐毛和狐偃，跟随重耳流亡秦国，不肯遵怀公召回之命。是年冬天，怀公拘捕狐突，说：“召回你的儿子，立即赦免。”狐突答说：“儿子步入仕途，父亲就要把忠的道理教给他，这是古人传下来的规矩。把名字写在简策上，当作礼物进见给主子，如果再三心二意，那就是罪过，现在臣下的儿子，名、身在重耳之处已经多年，如果再召他回来，那是教他三心二意。父亲教儿子心存二志，还怎奉事国君？不滥用刑罚，是君主的贤明，臣下的希望啊。滥用刑罚，以图一时之快意，又有谁能无罪（意为‘欲加之罪’）？臣下听到你的命令了。”昏君怀公最终把狐突杀掉了。

　　这段关于狐突因忠而死的记载，是《左传》“有忠70见”中的第10见，此前9见(注),从忠文化的角度衡量，无论从文字量还是从指事、寓意等方面，都不能与此段同日而语。从春秋时文献所载忠文化时序的前后讲，这段史料的“父教之忠，古之制也”揭示：是时，忠已从意识阶段，迈进了文化殿堂，是父一代教育子一代的教化内容，而且已约定成俗、古传如制，成为一种行为规范。所谓“策名、委质，贰乃辟也”则是说：策名而追随，委质为臣下，是不能改变的。如教之改变，那就开辟了二心之路，是教之不忠。狐突的意识形态，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具体反映，可见在此时，忠就是“不二”，“二”便是不忠，这是人生准则，也是忠文化的内核。他告诉怀公，人臣不能事二君，如果我召回他们，脱离重耳，即是教他们心怀二志。做父亲的这样教育儿子，还怎么奉侍国君你呢？如此畅快淋漓的回答，狐突是在为忠献身，是在以自己视死如归的实际行动，践行忠文化、充实忠文化。狐突的这段话，道出了忠文化的最本质内涵“不二”，讲出了忠文化的核心“唯一”。他的这个“不二”不仅仅是忠君，而是对人、对事的“不二”，是对忠的最简朴、最准确诠释。狐突的这一番表述和坚守，也进一步证明，至此，晋国的忠文化，大体臻于成熟。当然也说明中国忠文化到春秋的这个时段，已成为人臣乃至于整个社会的一个新的行为准则。经此史料佐证，中国的忠文化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和时段。忠文化，经过忠意识的雏形，跨入忠文化的早期阶段，这正是忠文化的发轫与滥觞。春秋初期的晋国，晋国的名臣狐突，为中国忠文化的诞生启幕。在中国忠文化的发展史上，镌划时代，青史留名，名不会朽。

　　狐突其人与狐氏地望在晋国的历史上，春秋时期的晋献公，开启了晋国的勃兴。依《周礼》，献公的父亲曲沃武公，是不能临晋侯之尊位的，因为他是小宗，是庶而不是嫡。但是姬周之朝，东迁之后，礼、乐继续崩坏，“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草不休，诈伪并起”。曲沃武公承祖曲沃桓叔、父曲沃庄伯之志，继续与晋侯对峙，最终以67年之坚守，杀五君遂一君，以庶出之小宗，“犯上作乱”，取得晋侯之位，史称晋武公。志酬意得的武公，临位两年即崩，其子诡诸继位为献公。献公之手笔，强过乃父。他诛桓庄之族，除却国之隐患；扩建绛都，强化国之中枢；兼并小国，开拓国之疆土；融合戎狄，扩大国之影响。把个小晋国变成了大晋国。在一系列功绩之余，又与狐戎联亲，大戎伯行狐突成了晋献公的老丈人。至此，将载誉于晋国史上的大戎狐氏，鹊起晋土。

　　《国语·晋语四》有载：“狐氏出自唐叔。”这位代代生长于戎狄的大戎伯行狐突，乃是唐侯姬虞之后。或许正是当年叔虞封唐之时，成王命叔虞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之策，不必拘泥《周礼》，相对松宽的国策，导致了叔虞之后中，有融于狐戎者，狐突正是这支姬氏之后。狐突之族虽多年生长繁衍于狄，却养育出狐毛、狐偃、狐姬等非常优秀的子辈。狐氏家族的实例，正好解除长期以来“戎狄必落后于华夏”的陋蔽之识。狐突率其家入晋为宦后，自己做了晋国大夫，晋太子申生的辅臣和老师。儿子狐毛、狐偃，追随晋公子重耳，成了后来晋文公的股肱之臣。狐突以其鲠介之行，忠诚之举，在太子申生失宠于其父献公，献公准备“废嫡立庶”，巧施“伐东山皋落氏”之计，陷害太子时，矢志不移，忠于职守，引述周王室35年前发生的灾难史事，告诫太子：“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国，乱之本也。”（《左传·闵公二年》）提醒太子，不应拘于自己是太子的身份，应对自己的人生之途，独辟蹊径，从太子位悄然退出，以顺应献公“废嫡”之意，以利于国安、民生。虽然太子申生，没有听狐突忠告，最终死于非命。但狐突却尽了为师之道，尽了为臣之忠。从智引古事，说服太子，到居理不退，拒招二子，狐突的生死进退，所作所为，昭然于史。在有限的关于狐突的文献记载中，每一载必有忠的内容，每一事必是忠文化之结晶。他的事迹给后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为中国忠文化之滥觞，留下深深的印记，为太原的地域文化宝库，留下永久的篇章。他就是中国忠文化发轫的标识。

　　关于狐突是何方人氏，狐氏地望在哪儿，史册勿勿，没有留下清楚的标记。《国语·晋语四》在交待晋献公之妾狐姬时有载：“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狐突之字）之子也，实生重耳。”这就是史书上说，狐突的儿子狐偃，是晋公子重耳之舅的依据。《中国史研究·论春秋中山与晋国关系》中，史家考：“狐氏出自旧族，与周同姓，姬太伯居于戎，故以狐为氏。”以此考论，春秋时白狄部之狐氏是周王朝姬姓宗族中，融于白狄部族的一支。所谓狄部族，是春秋时对文化相对落后，习俗有别于华夏的异部族称谓之一。先融于戎狄之唐叔一支“大戎狐氏”，在晋献公为侯时，又回归于晋，成为春秋时晋国望族。这是狐氏族群春秋之前的来龙与去脉。关于狐氏地望，较早出现于唐《元和郡县图志》。是书《卷十三·河东道二·太原府》之交城县载：“本汉晋阳县地，开皇十六年（596），分晋阳县置交城县，取古交城为名属并州。”还载：“狐突山，在县西南五十里。”这则史料可证，在唐朝时，习惯上仍以今古交为当地地名表述上的坐标中心。这条出自唐代的地理文献，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早在唐以前，就有以狐突命名的山脉，而此山就在当时太原府的属县交城。为什么要以狐突的名字为山命名呢？因为此山有狐突、狐偃、狐毛父子三人的墓地。可见在唐之前，此山还不叫狐爷山，也不叫马鞍山，而是叫狐突山。

　　无独有偶，在中国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太原府》中（卷5220），亦有记载：“狐突山，（交城）县西北50里，亦名狐突岭，有春秋晋大夫狐突及其子舅犯坟庙存焉。”这则古载，又传递给我们一个信息，狐突山还有另一个名字狐突岭，而狐突岭上不仅有狐氏坟，还有狐氏庙。为什么狐氏之墓地、祠庙，都要建在狐突山呢？显而易见，这里是狐氏家族的祖籍地望。或曰：空说无凭，何以见得？答曰：史书缺载，寻故事，唯有依古地名、古习俗、地域古文化，来分析、推断、考订。以中国古地名命名之习，凡以人名为地名，此人多为当地之名人，亦或是为当地民生作出贡献之外地人。以狐突之名为山名，便是明证。此其一。其二，中国古葬习俗，活，可行千里之外，死，魂必归故里。这是一条传承千载的民俗文化，狐突之墓陵，依俗建址狐突山，是“魂归故里”，这是天经地义之事。其三，山西狐突庙颇多，而以太原古郡最为集中。交城县、古交城县、清源县、徐沟县、文水县、祁县、太原县、阳曲县等等，凡太原府属县，多有构建。少者每县一两座，多者三五座。明清之后所建不记，仅宋金元所建者有：太原府城“利应侯庙，祀晋狐突”，“元大德元年（1297）建”；平晋城（在今小店）“狐突庙，金太和六年（1206）重建”；“清源县南白马峪，有狐突祠”，经考古专家考订，初建于宋宣和五年（1123），重修于元至之初，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太原府还有数处金元所建狐突庙，不再赘述。为什么在这些地方建有这样多的狐突庙？答案只有一个，这里是狐氏地望，是狐突父子故里。这些庙就是为了纪念他们，家乡人民世世代代修建的。其四，清代著名经学大家阎若璩，在其地理名著《四书释地》中说：“大戎地在今山西交城县。……当春秋时，吾府（阎祖籍太原，遂称太原府为“吾府”）交城为狄地，距吾家西寨村，所谓祖鼻汾隅者，仅九十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7年在太原西山纵深处，组建河口工矿区，划交城县西北陲7个乡镇，阳曲县西南陲7个乡镇，合而归河口区属理。于是，原属交城县的狐爷山（即古狐突山）周边乡镇划入新区古交，组建了古交原相乡。至此，关于春秋时晋国大夫狐突的故里，尘埃落定，真相大白。

　　忠文化发祥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忠，作为一种重要的传统文化现象，经过忠意识的潜滋，到忠文化的滥觞，是社会发展的结晶，是历史进步的必然。是春秋的大变革催生了它。

　　西周初创，建立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主国家，宗法制度是其国体。周天子是大宗，是天下唯一共主，各诸侯国是小宗，须唯宗主马首是瞻。大家共同遵循的是《周礼》，而《周礼》是姬周维护尊卑国序的精神武器，是文化软实力。在周王朝众多诸侯国中，晋国是个个例。从它的立国到称霸，充满了传奇。“叔虞封唐”，有失《周礼》之尊严，儿天子用剪桐叶的游戏，便封了个儿诸侯。明明是一派戏说，却能载入正史，作为正事，传承数千年。这是为何？初封之唐，不过“百里之国”，却因地处戎狄间，享有“一国两制”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周天子的丰、镐，也处戎狄间，怎无此说？唐侯叔虞死后，燮父继位，就因境有晋水，便自改国号为“晋”。国是周天子封的，国号是周天子定的，燮父何德何能，竟敢自更国号？这仅是西周之初，有关晋国二三事，哪一件不是有悖《周礼》之举！这些特殊之事，发生在西周初创，或许无碍大局，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常有特殊事情发生，需要特殊对待，对宗主周天子，未必是好事；对国家之长治久安，未必是好事。事关晋国的这些特殊，终于导致了西周衰微的周宣王四十四年（前785），晋国庶出小宗殇叔，乘其兄晋穆侯之卒，豪夺晋侯之位的悖行。这是晋国又一次目无宗法，犯上作乱，挑战晋国嫡宗，挑战天下共主周天子，挑战世行道德规范的行为，本应天下共诛之。然而，周宣王这位所谓中兴之主，对此置若罔闻。晋太子仇无奈，只好自筹力量，组织家奴、死士，暗杀殇叔，夺回侯位。把一个堂堂正正的正义之行，用鸡鸣狗盗的手段完成。

　　这就是西周行将灭亡，周礼崩坏，宗主地位、宗法制度摇摇欲坠的时代背景。在这种背景下，西周初以来建立的“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见《左传·桓公六年》）“五名”：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见《左传·桓公六年》）“六顺”：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见《左传·隐公三年》）等，约束人们道德观念的行为准则，已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已不能维护行将寂灭的宗主国家，已不能挽救病入膏肓的腐朽体制。一个大动荡的时代——春秋，悄然却迅捷地到来。在这个大动荡中，先是晋武公以小宗灭大宗，晋国国号不变，江山易主。接替武公的晋献公，从小在晋国大宗与小宗的公族倾轧中濡染，在公族间尔虞我诈的阴谋中熏陶，深知国之存亡，族之祸福，不在卿大夫，就在公族内部。他登基为国主后，自除公族，灭桓庄之后；放逐子弟，重卿士大夫。改变了国家与公族的关系，培养了官僚阶层和士阶层。为他服务的几无公族，他与官员大夫们的关系，已经不是血缘关系，而维系君主与臣下关系的忠文化，迅速发展风靡晋土。他之后的晋文公，更是视公族为草芥，信公卿为己出，他身边的股肱之臣，无一公族，全为当年追随他逃亡的私属、家臣，所谓赵（衰）、狐（偃）、颠（颉）、魏（犨）、贾（佗）、先（轸）、狐（毛）、司空（季子），无一公族。这种崭新的君臣关系，忠是最好的纽带。在献公、文公的竭力实施下，忠思想发扬光大，忠文化迅猛发展，晋国正是在忠文化这种软实力的武装下，建立起君臣之间的良好关系，出现所谓的“君明臣忠”，“上让下忠”的优势，引领了整个春秋时期社会发展的新潮流

　　结语西周厉王被逐，实行共和，本质上是宗主制受到严重挑战，行将灭亡的丧钟。所谓周宣王中兴，只是寂灭前的回光返照。在这种丧钟缭绕的回光返照中，晋国首当其冲，挑战血缘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宗法制大厦。先是殇叔小宗，向穆侯大宗的宣战。他虽然是乘穆侯卒而举，虽然只掌握晋政权4年（前784-前780）。但毕竟首次打破了传统既久的旧秩序，这是一种尝试，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晋太子仇复辟了，但丝毫也改变不了晋国发展的大趋势。35年后，作为小宗的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曲沃武公，三代人前仆后继，用67年的时间，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晋侯发起冲击，以“杀五君逐一君”的战果，最终灭掉晋国大宗。这是周惠王之前的西、东周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裂变。之后，陆续走上晋国政治舞台的晋献公、晋文公，把晋国推上春秋300年间最强国度的峰巅。而支撑这一系列丰功伟业的软实力，就是春秋时代滥觞于晋、勃兴于晋的忠文化。这种发轫于当时最有生命力的新文化，正是从西周以来传统道德观念最薄弱，宗法制度桎梏最薄弱的晋国打开缺口，发轫、滥觞、成长、壮大。个中的代表人物便是应时顺运而生的狐突和狐氏家族。这些前文已述，不再赘说。

　　注：《左传》中“忠”前9见如下：《左传·桓六》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左传·闵二》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违命不孝，弃事不忠。虽知其寒，恶不可取。子其死之！”《左传·僖四》秋，伐陈，讨不忠也。《左传·僖五》守官废命，不敬；固仇之保，不忠。失忠与敬，何以事君？《左传·僖九》稽首而对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公曰：“何谓忠、贞？”对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无猜，贞也。”

(责任编辑：李晋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