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我的中国心》，凤凰卫视出版中心编着，重庆出版社出版紫荆绽放之初战1979年，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就新界地契租约问题正式拜会邓小平。这是首位正式拜访我国中央
本文摘自《我的中国心》，凤凰卫视出版中心编着，重庆出版社出版紫荆绽放之初战1979年，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就新界“地契租约”问题正式拜会邓小平。这是首位正式拜访我国中央政府的在任港督。一石激起千层浪，中英两国的香港之争由此拉开帷幕。
周南：当时小平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最后做了这样的决策：香港问题的解决，一定要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不只是新界的租期到了要收回，不能续租，而且过去两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及《北京条约》)所谓永久割让的九龙、香港(岛)，也要同时收回。
在得到邓小平的直接授意后，一个集合了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人员的五人小组秘密抵达香港，在香港各界展开调研，为解决香港问题做前期准备。鲁平就是这个五人小组的组长。为了保密起见，他当时的对外身份是外交部西欧司的顾问，香港媒体则称他为“神秘人物”。
鲁平：什么样的人都找，我们自己单位的，包括什么招商局的、中国银行的等等，还有香港商界、教育界等社会各界人士，我们都找他们谈，了解它的政治体制问题、法律问题、社会福利问题，还有国际问题怎么处理、它有哪些外交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为什么能成为自由港、公务员问题、语言的问题等各方面的问题。
一年的调研之后，五人小组获得了很详细的资料。国务院港澳办将这些资料整理成报告，上报中央。这份报告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方针，后来被称为“十二条”。
但英国人却丝毫不将“十二条”放在眼里。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在与邓小平的会晤中，刚刚取得马岛战争胜利的她高调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完全无视中方提出的“十二条”方案。
鲁平：她气势汹汹。那时候她气很粗，因为刚在阿根廷群岛上打了一个胜仗，所以她是气壮如牛地跑来，所以她叫“铁娘子”。
周南：除了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之外，她还讲，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有英国继续统治才能够得到保证，不能单方面地由我们把条约废除。而且她讲了一句分量比较重的、带有威胁性的话，说如果我们宣布要收回香港，那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鲁平：但是小平同志一下子就把她顶回去了。他说，我告诉你，香港，包括九龙、新界，主权问题是不能讨论的。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三个不平等条约，主权一直属于我们中国，这很明确，没有讨论的余地。
谈判一直在剑拔弩张中进行。撒切尔夫人的盛气凌人激怒了邓小平，在场的周南和鲁平都感受到了他的怒气。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后来曾报道：邓小平对一位助手低声抱怨：“我简直没法跟这个女人谈，她根本不讲道理。”
邓小平的态度也开始强硬起来。
鲁平：小平同志说，时间不能再等了。他原来说一年里我们要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说长一点，两年里我们双方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共同解决了，不能再拖。如果这期间香港发生了大的波动，或者我们双方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达不成协议的话，那就要另外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周南：这话讲得很文明，但分量十分重。重新考虑时间，就是不等到1997年了，方式也就不是和平谈判了。点到这个，她听懂了，很紧张。
鲁平：那时候撒切尔听了这句话，脸一下子就青了，所以后来离开大会堂下台阶的时候，摔了一跤。那时候小平同志就是很坚持把她驳回去了。
第一番交手，双方各不相让，邓小平立场坚定，而素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也并不愿意就此退让。领导人的对峙也带来了团队的僵持，中方坚持“主权问题不予讨论”，而英方则拒绝接受中方提出的“主权移交”等三项议程，整整一年过去，依然没有达成共识，两国的正式谈判也就无法开始。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英国人开始着急了。
此时距离邓小平提出的“两年谈判期限”只剩下一年时间。中国方面自有决心毫不退让，英国人却不得不考虑时限到了之后自己的处境。一向强硬的撒切尔夫人开始动摇了。
鲁平：英国人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理亏，理不在他们那里。所以后来他们也明白，老是这么坚持下去的话，这个谈判谈不成；谈不成的话，对他们没有好处。毕竟英国还有很庞大的利益在香港。
1983年7月，为了寻找突破口，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悄悄打电话给周南，邀请他到大使馆与自己共进午餐。
周南：到7月份的时候，他着急了，就请我吃饭。吃饭之后他说：“议程问题久拖不决，这对谈判影响很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难处，希望你们考虑。”(关于议程)我们中文里很简单，“主权的移交”，没有别的，就5个字；而按照英文的习惯，在主权前要加一个冠词“the”。他说加“the”不能接受，因为加了就是肯定了，必须要移交，他们不能在议程上先做肯定；建议把“the”换成“a”，意思是“一个主权的移交”，希望我们同意。
我一听这个不对劲，这个“a”没法翻译成中文，也不成话，“一个主权的移交”或是“某个主权的移交”，都不像话，而且中文根本没有这个冠词。当时也来不及开会研究了，我说：“这样我们万难接受。中文里根本没有这么复杂的问题，英文里的冠词‘the’‘a’，根据我对英文文法的理解，可加可不加。你们对‘the’有接受困难，我们也不能接受‘a’，最妥善的办法就是两个都不要，上来就是‘transfer of sovereignty’(主权的移交)，我认为也符合英国文化，你觉得怎么样？”他又跟他身边的一等秘书交头接耳商量了一下，说可以考虑，我说那就这么定了，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争论了，中文不改，英文取消冠词。这个问题就此达成协议，接着7月份就开始正式谈判。
就在这顿看似平静的午餐之中，周南以敏捷的思维化解了困扰双方一年的议程问题，1983年7月，中英香港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正式开始。
周南和鲁平，自然均在中方谈判代表团之中。
鲁平：我对桌是大使柯利达，这个人很厉害，我们两人对面坐着。有一次谈判的时候，他对着我看，我也对着他看；他两个眼睛盯着我，我两个眼睛也盯着他；他不动，我也不动；他不眨眼，我也不眨眼。我们两人就这么盯着，看谁先动。这些事有的时候很有趣。
一边斗智、一边斗勇，中英双方就如此在谈判桌上步步为营、暗自角力。但是主动权始终控制在中方手中，英国人变着法子地寻求“以主权换治权”，中方却丝毫不为所动。一位英方代表团成员甚至承认中国人把他们“搞得狼狈不堪”。 (责任编辑：刘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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