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棋、书、画是我国并列的四大艺术，而围棋更是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围棋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高度智慧的文化。可以愉悦人的身心，增进健康，同时，围棋中还蕴涵着丰富的哲理，在发扬光大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围棋起源于中国，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据先秦典籍《世本·作篇》记载：“尧造围棋”相传尧帝造围棋是用来教育儿子丹朱的。西晋张华《博物志》中也有“尧造围棋；舜也以棋教子”之说。《大英百科全书》和《美国百科全书》都记载“围棋于公元前2356年(即尧帝即位之年)由中国发明。

诗、词、曲、赋又是我国并列的四大文体。而辞赋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文体，竟然与围棋文化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从我国现存的历代辞赋作品中不乏与围棋有关的辞赋作品，但这一现象一直没受到赋学研究学者的重视，这估计是此类专家学者中有可能与围棋水平不高有关，导之了这方面研究的缺失，本人有着几十年的棋龄，围棋水平也达到业余四段，对围棋的理论也有所了解，最近又一直搞辞赋创作，故不揣浅陋地爬罗剔抉地对此进行一番梳理。

在系统围棋理论出现之前，我们儒家俩位重要人物都对围棋有过评论：在《论语·阳货》中提到：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在《孟子·告子》上提到：“夫弈之为数，小数也。”在《孟子·离娄》下中也写道：世俗所谓不孝者五：“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从以上几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孔子认为下棋的行为仅仅比无所事事，吃饱撑着的强些。围棋也被孔子排除在“诗、书、礼、乐、射、御”的六艺系统之外。孟子则认为围棋是“小数”，更进一步指出好下棋喝酒，不管父母的生活，二不孝也。这种对围棋消极认识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两汉。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认为“失离迷风，围棋是也。”西汉刘安在《淮南子》中写道“行一棋，不足以见智；弹一弦，不足以见悲。”指出下围棋过于浪费时间，如果用下围棋的时间读书求学，“则闻者必广。”在西汉儒家思想大一统的局面下，围棋这种被视为“小数”的游戏是不可能为当时的士人所青睐。

而最早论述围棋的人应该是西汉文学家、史学家班固。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九岁能诵读诗赋，13岁时得到当时学者王充的赏识，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前后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建武三十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学返回乡里。居忧时，在班彪续补《史记》之作《后传》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至汉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他的《弈旨》中写道：“北方之人，谓棋为弈。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或虚设预置，以自卫护，盖象庖牺网罟之制之制。堤防周起，障塞漏决，有似夏后治水之势。一孔有阙，坏颓不振，有似瓠子泛滥之败。作伏设诈，突围横行，田单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偿，苏张之姿。三分有二，恝而不诛，周文之德。□巡儒行，保角依旁，却自补续，虽败不亡，缪公之智。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①虽然他在文中说了一通“成败减否，为仁由己”意即行棋的成败好坏取决于弈者是否具有“仁”这样近乎迂腐的儒家看法，但也认为弈之“厥义深矣”并且以周文王之德和秦穆公之摺比喻围棋上的“中庸之方”和“智者之虑”，对弈道还是十分推崇的。此文以四言为主，虽然无韵无骈，但有一定的铺陈，具备辞赋的一些特征。

李尤，约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卒于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字伯仁，广汉雒（今四川广汉雒城）人。年少时以能文著称，曾撰《蜀记》。李尤的著作表达的是正统儒家思想，缺乏创建且文采平平，故成就不高，刘勰的《文心雕龙》评为“李尤赋铭，志慕鸿裁，而才力沈膇，垂翼不飞”。他在《围棋铭》中写道“诗人幽忆，感物则思。志之空闲，玩弄游意。局为宪矩，棋法阴阳。道为经纬，方错列张。”②作者把下棋看作是放松紧张精神的一种活动，认为对胜负不要过多地计较，肯定了围棋的崇高意境，并对从围棋的社会功用的角度来予以肯定。后世的许多文人都持这种看法。 (责任编辑：李晋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