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流言，据我理解，是指那种缺乏足够证据乃至完全子虚乌有的诋毁性言论。流言有一定的传播范围，有人误信，也有人出于偏好或某种需要乐于相信———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但流言对于它的针对者却有不同程度的杀伤力，所以应该止于智者。我所说的智者，不是专指绝顶聪明的人，而是指能够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对任何说法都采取分析态度，坚持用事实来进行检验的人。鲁迅在《华盖集·并非闲话(三)》中写道:“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在周氏兄弟失和事件中的流言，就是对鲁迅伤害很深的一种。在现实生活中，兄弟之间产生矛盾甚至失和的情况并非个别，因为纯属他人的家庭事务，不会引起普遍关注。但鲁迅和周作人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开风气者，属公众人物;两人失和之前“兄弟怡怡”，令人羡慕，突然失和，中间又牵涉一个日本女人，更令人作种种猜测。不过，失和的过程仅在《鲁迅日记》中留下了一点蛛丝马迹，如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周作人同年7月17日日记中也有大约十个字涉及这场风波，但后来被他自己剪掉了。目前在鲁迅遗物中只保留了周作人7月18日写的一封绝交信，但语意含混，连鲁迅也看不明白，“后邀问之，不至。”

　　上世纪60年代，周作人应香港曹聚仁先生之邀，撰写《知堂回想录》。书中的第140节《不辩解说·上》和141节《不辩解说·下》，周作人说，关于兄弟失和事件，他一向没有公开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他之所以不予辩解，是因为辩解很难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须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密的事来做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么。”(《知堂回想录》，第423页，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11月出版)周作人在书中还说，鲁迅先前对兄弟失和一事也取沉默态度，“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这是鲁迅的伟大处。不仅如此，失和之后，鲁迅还能为他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芥蒂，这更非寻常人所能做到。

　　既然周氏兄弟对于失和一事都讳莫如深，周作人认可的知情人许寿裳、徐祖正、张凤举三位也都没有披露任何细节，那么其他任何人提供的说法都只能是道听途说，不能轻易采信。这样一来，周氏兄弟失和就成为了他们生平中的一桩疑案。

　　然而，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先生偏不怕“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在书信中披露了乃父与鲁迅失和的所谓“真相”，梗概是:周氏兄弟留学日本时，因租房结识了一位叫羽太信子的“下女”(勤杂女工)，“哥哥”先跟她“有了关系”，但由于在老家已经成婚，只好隐瞒真情，把这位“下女”“推介给弟弟并让他们结婚”;1923年7月的一天，这位“下女”的弟弟羽太重九“亲眼看见”哥哥与弟妹在北京八道湾一间日式房间的榻榻米上“拥抱在一起”，“相当惊讶”，第二天把这件事告诉了弟弟，遂造成兄弟失和。以上绯闻见诸周丰一1989年2月20日和同年3月18日致鲍耀明先生的信件。这些信件已收入《鲁迅———海外中国人研究者讲述的人间》一书，由明石书店2012年10月初版，这样一来，“隐私”就成为“爆料”了。

　　不过对于鲁迅研究者而言，这种说法绝非新闻，至少24年之前我就听到过。我当时未置一喙，是认为这种无源之水总会干涸，这种无本之木总会朽腐，与之辩难可能达不到澄清是非的目的，反倒使流言更加扩散。但这回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当今学风浮躁，有些人乐于传播八卦新闻;而丰一先生又是周作人的长子，身份特殊。如果有读者认为他的这种说法是得之于周作人夫妇的秘传，那就会增加它的可信度，甚至认为这桩疑案终于水落石出了。

　　周丰一先生的上述说法果真是出自于他父母的“秘传”，因而具有权威性吗?非也!其实，周丰一先生的说法也是来自于道听途说。因为他父母结婚是在1909年，而他出生是在1912年。持“不辩解说”的父亲不可能向他口授婚姻秘史;他也不可能壮起胆问“姆娘”:“你跟我大伯有什么不正当关系?”

　　周丰一先生正因为没有听父母讲过这种家史，才急于向一些知情人了解情况。他先找了周作人所说的知情人徐祖正，但徐先生1987年因胃癌去世;又给旅居美国的知情者张凤举寄出了两封信，张先生家属回复说，张先生也已经逝世，结果是一无所获。周丰一在1989年3月18日致鲍耀明的信中说，他了解的情况是得自他的老师陶虞孙女士，但陶女士决不是当事人和知情者。周氏兄弟失和时，陶女士还只有14岁。

　　至于说羽太重九“亲眼看到”“哥哥”与弟妹在榻榻米上拥抱在一起，更是百分之百的扯淡!因为周氏兄弟失和时，羽太重九远在日本福冈，他又没有“棱镜门”中运用的监测手段，怎么能“亲眼看到”北京八道湾胡同里的这幕床戏?如果他向姐夫举报姐姐的出轨行为，那位患歇斯底里症的姐姐日后岂能容他!

　　最早戳穿羽太重九“亲眼看见”谎言的是日本的鲁迅研究家中岛长文。早在1993年9月，我主编的《鲁迅研究月刊》就译载了他的《道听途说———周氏兄弟的情况》一文。他在考证羽太重九绝不可能成为目击者之后指出:“谣言也好，流言也好，总之都是操纵大众的一种方法，它本来也许是使人不愉快的东西。而且在这里，也暴露了谣言传播者心性的卑劣，同时他们无意中也有期待那些乐于听信和传播谣言者有相同的趣味。”2013年5月，《鲁迅研究月刊》又译载了中岛长文的《羽太重九看见了什么?》，再次介绍了羽太重九多次来中国探亲的情况，证实他是1919年8月10日到北京，并于1922年7月归国。1923年7月他绝不可能出现在北京八道湾。

　　从羽太重九跟鲁迅的关系，同样可以戳穿以上流言的虚妄。在鲁迅1912年至1929年的日记中，羽太重九总共出现了76次。鲁迅兄弟失和之后仍出现了43次。如果他真是目击者和举报人，一定会站在姐姐和姐夫一边，严厉谴责“哥哥”的不道德行为，而不可能继续跟“哥哥”保持亲密关系。事实上，1924年、1925年、1926年、1929年他跟“哥哥”的联系不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鲁迅博物馆至今仍保留着羽太重九1925年10月7日致鲁迅的一封信，感谢鲁迅“长年以来的深情厚意和物质援助”;鲁迅不仅汇款帮他“开铺子做买卖”，而且关心他的婚事。信中还谈到在女师大风潮中鲁迅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职一事:“前接来信，得悉兄长由于前不久的女师大闹学潮而被教育部罢免，感到非常耽心，究竟为什么要罢免兄长这样的人呢?我不能不为教育部而感到婉惜。受到教育部的罢免，即使生活上不会有什么困难，但那些家伙实在叫人气愤。为了给那些混账东西一点颜色，望兄长今后更加努力奋斗。”(《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61至62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1月出版)字里行间，表达了他对鲁迅正义斗争的支持，以及对鲁迅人格的敬仰。

　　从鲁迅跟羽太信子的关系，也可以识破以上流言的虚妄。如果鲁迅与信子过去“有了关系”，到1923年又旧情复燃，“在榻榻米上拥抱在一起”(请注意，是拥抱，而不是施暴)，这就足以证明了两人感情深厚而缠绵。揆诸常理，婚外情败露之后，女方的情感必然是倾向于情人一方，而不会完全站在丈夫一边去伤害她的情人。鲁迅笔名“宴之敖者”的含义是:“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周氏兄弟失和的第二年，1924年6月24日，鲁迅回到八道湾取自己的书籍，又遭到周作人夫妇的殴打辱骂。在这场闹剧中，羽太信子扮演的是主角。鲁迅当天日记写道:“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如果鲁迅跟信子是情人关系，又何能如此兵戎相见呢?

　　从周作人跟羽太信子的关系，更可以识破以上流言的不可信。如果周丰一的说法能够成立，那周作人在兄弟失和事件中完全是一个无辜受害者和被蒙蔽者。信子既然有把柄握在丈夫手里，日后处理夫妻关系时就会心虚短气，决不会骄横跋扈。然后事实恰恰相反。周作人1906年到日本时，曾暗恋过东京伏见馆主人的妹妹乾荣子。晚年乾荣子频入周作人的梦境，引起了羽太信子的猜想，怀疑两人曾于1934年夏秋间有过幽会，遂冷嘲热骂，如噩梦昏呓，不堪入耳。这在周作人晚年日记中有明确记载。试想，如果羽太信子本人“乱伦”，哪里会有底气去追查周作人的中年行迹，经常使周作人不快，甚至在1960年出现家庭危机呢?

　　笔者对周丰一听到的流言作以上辩析，并非想对周氏兄弟失和事件进行道德评判，无非是希望能够存真求实而已。对于任何名人而言，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主要是依据他们各自在事业上的贡献，而不是取决于家庭生活和婚恋状况。陈独秀风流倜傥，仍是中共建党史上的开天辟地之人。胡适风流倜傥，他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地位也无法摇撼。周氏兄弟生活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这种历史的转折在他们家庭生活上也会留某些投影。但还原历史真相，必须依据足够的史料，而决不能轻信道听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