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的史籍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史籍数量剧增；第二是纪传体史书发达。

 

史籍数量剧增

 

       据《隋书·经籍志》著录，约有史书八百余种、一万六千余卷。梁阮孝绪《七录》为史书设立了专类——纪传录，下有细分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等十二个子目。说明随着史书数量的增多，史书的种类也在增多。这个时期史书大量增多的原因是：

 

       （一）历史文献的长期积累为人们编撰史书提供了大量资料。从先秦竹帛史籍的出现算起，到南北朝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岁月中，史料与日俱增。人们凭借如此众多的史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正可以大显身手。

 

       （二）纸张的发明与普及，为大量编撰史书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私家修史成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据统计，范晔以前，写后汉书的有班固、谢承、司马彪等18家、20种、1049卷。范晔《后汉书》问世以后，除了袁弘《后汉纪》、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以及《东观汉记》的部分内容外，大多散失。房玄龄之前，写晋史的有陆机、王隐、谢沈等18家。此外，晋代还有起居注23种。在房玄龄等《晋书》问世以后，这些书亦陆续散失。另外，这个时期编写三国史、十六国史和南北朝史的也各有二十多家，可见这个时期私家修史之盛。

 

纪传体史书发达

 

       据统计，这个时期的纪传体史书有五十种左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司马迁《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弃其书。”（宋 郑樵《通志·总序》）班固《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此外，这个时期人物传记著作也大量出现，如袁宏《名士传》、皇甫谧《高士传》、梁释慧皎《高僧传》、谢承《会稽先贤传》、陈寿《益都耆旧传》、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刘向《列女传》等。

 

      这个时期的谱牒之作也很多，《隋书》著录有509种、1277卷。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纪传体史书如此发达的原因，与当时的选官制度有关。汉代采用“察举”和“征辟”的选官办法，所谓“察举”即由地方长官在自己管辖的地区选拔人才，推荐给中央官府，被荐者经过考核就可以做官；所谓“征辟”，即皇帝和地方长官直接征聘属官。魏晋南北朝按照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吏。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各郡推选有名望的人出任“中正”，中正把管辖范围内的各类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等九个等级（称“九品”），然后按照级别先后推荐他们做官。无论察举、征辟或九品中正制，都需要对人物进行品评。九品中正制在司马氏当政以后，品评人物得大权落到势家大族手中，他们品评人物的标准除了门第还是门第，最后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那些高门望族为了标榜门第，考耀本族人才辈出，更是大写特写家传家谱，因此促进了纪传体史书的繁荣。

 

       纪传体师叔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书体裁，其体例包括本纪、世家、列传、志、表等。纪传体的优点是分门别类记载人物、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教育等重大制度，系统保存了古代文献，便于人们从各个方面查找史料。缺点是“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史通·二体》）。另外，纪传体也不能系统交代历史事件的全过程，看不出历史事件的前后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