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几经调整，目前的七大军区都已走过近60年历程。历任司令员们大多功勋卓著，留下许多感人故事。

广州军区：黄永胜为首任司令，张万年威震越军

广州军区负担着保卫祖国南大门的重任，黄永胜、李天佑(代司令员)、丁盛、许世友、吴克华、尤太忠、张万年、刘存智(代司令员)、朱敦法、李希林、陶伯钧、刘镇武、章沁生、徐粉林等先后任军区司令员。

广州军区首任司令员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910年生，早年参加秋收起义，随部队到井冈山，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中，黄永胜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等。在这之后，他来到华南，先后任第13兵团司令员、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

“文革”中，黄永胜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兼军政大学校长，参与了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于1971年9月被撤职。 1983年4月，黄永胜在青岛病逝。

广州军区历经多次经典战役，走出了一大批优秀司令员。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万年就是其中之一。张万年1928年出生于山东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44年，16岁的张万年开始了军旅生涯。解放战争时期，张万年屡建奇功。

解放初期，粤东是台湾国民党军队破坏的重点地区。张万年随部队驻守粤东，先后参加了解放南澎岛战斗和东山岛战斗。 1956年6月，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和总参谋长黄克诚、副总参谋长陈赓到粤东视察部队战备工作。张万年对粤东地形、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了如指掌，因此首长点名由他随同视察。视察中，张万年有问必答，准确无误。彭德怀非常满意，表扬张万年说：“你是个活地图。 ”

1962年，张万年被任命为“塔山英雄团”团长。上任后，多数时间他都在连队蹲点。师长阳震后来回忆说：“他这个团长，你在机关里找不到他，要到连队去找。 ”

1968年6月，在援越抗美前线作战的张万年被任命为陆军第127师师长，从广西移防河南，担负战略预备队任务。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127师在张万年的指挥下，五战五捷，进展神速。 127师的战士曾在前线捡到越军的传单，上面用中文赫然写着“消灭127，活捉张万年”。

战场上的张万年令敌人闻风丧胆，生活中的他待战友亲如手足。对越自卫反击战胜利在望时，张万年的部队奉命即将撤回，他与师政委蔡春礼商定要晚些再走。 “我想再到峙浪山烈士陵园去一趟，再跟他们告一次别。 ”张万年说。还没走进陵园，一眼望见新竖起来的墓碑，张万年就流下了眼泪。走进陵园后，已经泪流满面的他缓慢地走到每一块墓碑前，跟烈士们一一道别。直到天快亮了，张万年向最后一名烈士道了别，才返回。

1982年，张万年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85年，武汉军区撤销，张万年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87年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司令员。1988年10月，张万年组织广州军区各机关进行协同作战演习，分析研究了世界上围绕海洋争端爆发的局部战争战例。

1990年4月，张万年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1995年9月，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95年12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97年9月，张万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解密：1979年张万年下令摧毁越南女兵排

1979年2月17日清晨，在中央军委的指令下，对越反击作战打响了，我边防部队在我军强大的炮火和坦克的打击掩护下，从广西云南两个大方向，以排山倒海之势，用强大的兵力，分成13路，跨越中越边境战线，向越军发起全面反击作战。

我边防部队127师为东线战区第一路，从广西宁明县爱店镇边境战线上，向越方支马地区守敌，发起反击作战。经过几天的英勇善战，我师全歼驻防在支马地区16个高地的全部守敌，消灭敌人共计一个加强营，取得反击作战首战告捷。

长条山位于越方支马地区和绿平县城之间，是敌方绿平县城外围驻点之一，一条简易的土面公路，从支马地区通向绿平县城，也是我军前进的唯一道路，重要道路和必经之路。

从表面上看，长条山既不巍峨也不高大，但是树木丛林，杂草丛生，怪石嶙嶙，密度之大，便于隐藏，敌方阵地A型和S型战术通道紧紧相连，坚硬牢固，分上下两层，高射机枪6挺，上下各3挺，装备配置较好，火力强大，弹药充足。

山上山下，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都能相互支援，协调作战。驻防长条山守敌，是越方凉山特工大队绿平分队的一个女兵排，该排女兵27人，少尉1人，中尉1人，合计29名。(敌方资料来源于此战结束后，我方从守敌阵地缴获翻译得到的)长条山北面为我军攻击正面，地形较为平坦，稻田成片，视眼开阔，十分有利于越方守敌打阵地战，打狙击战。该阵地南面为越方纵深腹地，山连山，森林成片相连，非常有利于守敌隐蔽逃跑，迅速撤退，并分股打游击之战。

为了更多的消灭敌人，为了减少我先头部队不必要伤亡，为了大部队迅速向越方纵深打击前进，师首长张万年决定，急调我军坦克部队坦克4辆，立即投入战斗。在坦克部队的掩护下，在我方炮火再次打击掩护下，我先头部队再次发起攻击，参战人员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猛打猛冲，一鼓作气，经过前后4个多小时的敌我较量拼杀，最终参战将士将长条山之顽固守敌全部消灭。我攻击部队占领山头后，缴获敌方大量武器弹药。

同时，参战人员也惊讶的发现，死在战壕之中的全部是越南女兵，她们上身无军装，下体无军裤，光着脚，只穿背心和短裤，肢体分离，血流成片，可见战斗的场面十分残酷和震惊。越南女兵的战斗作风及宁死不降的顽强精神，使我参战人员深感惊叹。出于国际法人道主义精神，我方将越方死亡女兵就地埋葬。

长条山之战，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道之师！文明之师！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军委下达集结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万军人奉命集结在云南至广西的772英里的边防战线上，二十五日，我军完全封锁中越边境全线。1979年2月17日凌晨，我军炮兵部队数十万发炮弹摧毁了越军表面阵地有生力量，我步兵部队全面进攻，直到我军攻下谅山，深入越南40多公里，从2月17日至3月5日宣布撤军，短短17天，双方合计伤亡10万以上，日均6000人，用血流成河来描述这场边境战争绝不夸张。

当年尘封的中越自卫反击战残酷的战事内幕

1、首战两天伤亡4000多人

2月17日6时25分，我广西至云南772英里边防部队阵地，以猛烈密集的炮战开始轰击越军阵地，持续近一个小时的炮轰，基本摧毁了越军表面阵地的有生力量，我军坦克部队配合步兵开始向越军阵地纵深推进，然而，我军猛烈的炮战并没有致命打击消灭久经战火熏陶的越军主力，我军步兵遭到了越军的顽强抵抗。由于我军深受文革乱军的影响，单兵素质，远不如越军，加之我军大部队行径作战，伤亡巨大。17日，东线部队在我军炮兵的猛烈炮轰之后，开始了友谊关突破，然而，无论是基层指挥员，还是战士，都缺乏实战经验，战士冲击时队型过于密集，越军的炮火，自然是会钻进我军战士的躯体，伤亡惨重。

17日、18日，我人民解放军部队广西和云南战场，传来两天伤亡达4000多人的消息，而且战场大批伤亡人员出现，更使我军后勤部门措手不及，无力全部救治，伤员死亡很多，教训深刻，我军前线指挥机关和中央军委震惊了，中央军委和东线指挥许世友，西线指挥杨得志，命令我军后勤部门增加部队加大抢运伤员的战斗，把战场伤员运回后方治疗。我军进入实战初期，死亡率确实相当高，个别连队伤亡甚至到达了百分之九十，一般作为尖刀连的部队，最后一个连回国的一般只有十几个人，一个班剩下不到一两个人。我军前线指挥机关面临战场现实，善打游击战的许世友，立即改变作战部署，直到2月底以后，我军的伤亡才逐渐减少。

查阅1983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档案，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我军歼灭越南正规军近6万人，其中击毙敌人42000多人，击伤10000多人，俘虏2000多人。我军伤亡2。7万人，其中阵亡将士为六千多人，负伤战士为2。1万多人。但从另外的资料显示：中越伤亡总数近乎相等，中方约6万多人，越方不到8万人。但中方伤亡中，伤者占大多数，死亡仅6000余人。越方则死亡率很高，死亡人数约近5万人。

2、500多名烈士不是倒在敌人枪口下死亡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解放军阵亡将士六千多人中，有五百多人并没有死在敌人的炮火下，而是死在了当时解放军自己的劣质武器手中。文化大革命时期，部队受到冲击，兵工厂生产质量下降，武器低劣，结果在战场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越自卫反击战时的尖刀连，我军士兵的手榴弹扔过去不爆炸，冲锋枪开两下就卡壳，甚至炮弹在炮膛里就爆炸的事情非常多，许多战士都因此牺牲了。在受伤战士中，因自身武器质量问题而负伤的战士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
3、中越自卫反击战为什么不进攻河内

1979年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动用20万人的兵力，在772英里长的战线上对越南发动了进攻。在两个星期的战斗中，中国军队以伤亡惨重向越南一方推进约40公里。2月20日，西线大军攻克老街，经朗多、封上，3月4日攻克沙巴。东线大军同日攻克谅山，越北各重镇为解放军控制。而谅山以南皆为平原地带，适合中国装甲部队作战，越军再也无险可守。但是，我军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中走出来，单兵素质差，指挥员合成指挥能力低下，武器装备落后，综合作战能力不强。我军的坦克质量很差，很容易就被越军摧毁，发射的炮弹不会爆炸，有的炮兵部队在战争头一天所发的炮弹的数量比过去20年所发的都要多。

而越美战争刚刚结束，作战经验丰富，他们使用的是握着缴获美军的装备、苏联援助的大量军火和过去中国支援的军火，越军士兵普遍装备AK冲锋枪，而中国士兵还在使用56式半自动步枪，战士就连钢盔都没有装备，我军一个四O火箭筒阵地遭越军炮击，弹片就从班长李建国右侧耳朵上缘将半个头顶削去，脑浆崩了一地，当场牺牲。越军炮兵尤其了得，打得奇准不说，炮的单口径就比中国军队使用得大，且射程远，威力大。

1979年，我军就吃了越军远程炮火的大亏。我军的通讯指挥系统极其落后，仍停留在五六十年代水平。东线军区前指许世友司令下令：“歼灭之!”的命令，传到下面却变成“原地组织防御”，致使歼灭目标越852团经过扣屯以南公路溜出重围，导致穿插迂回高平敌西侧后的战术企图归于失败，就是一个大笑话。空军方面，苏联援助的米格21和米格23歼击机已是越军制式装备，而同时期中国还在使用歼6，即米格19。因此，在攻打谅山、老街等其它边境城市的时候付出的代价很大。所以，在打下谅山之后进一步行动，对解放军是很不利的。从中国军队暴露的问题来看，1979年时的国军队作战的方法，还跟50年代差不多。中方没有出动空军，因为那时候的战斗机，特别是歼击机没有全天候作战能力，白天可以作战，其它时候作战能力不强。现代化的战争是不可能这样的，所以空军不可能在越南有什么作为。

1979年中越战争其惨烈程度直逼朝鲜战争。昆明军区在对对越自卫反击战总结时提到：“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我军牺牲6900余人，伤14800余人。2月17、18日两天，伤亡达4000多人，后勤部门措手不及，无力全部救治，伤员死亡很多。”也许中国人至今都还记得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描述的浴血场景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背后是无数士兵生命的代价。1984年的老山战役中，中国军队牺牲939人，支前民工64人，山头被炮火削平几公尺，地表阵地一片焦土。

西方媒体在中越战争的报道中指出，中国解放军仍然依赖队形密集的步兵，用“人海战术”冲击敌人的阵地在越南付出了巨大代价。我军高级参谋人员，虽然个人骁勇善战，但年龄老化，不愿放弃传统的防御战，对进行一场现代战争毫无准备，在重武器装备和用兵理论方面同越南人相比大为逊色。我军士兵在战场上只认识自己的指挥官，作战中一旦指挥官阵亡后，军服又没有军衔识别符号，士兵不承认新来的陌生人是他们的长官，作战单位也随之解体和混乱状态，使得我军遭受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