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扬文字

一

孩子们最经不得表扬，一表扬，辫子就翘得天上去了。小学三年级就开始有作文课了，小学三年级的孩子谁知道作文课是什么？其实刚开始我并不喜欢上作文课，一听说要写作文就咬笔杆子，抓耳挠腮，最终还只是寥寥数语。有那么一次，我一篇七拚八凑的作文竟得了老师的称赞表扬，并给了最高的荣誉――当作范文在班内朗读，全班的同学们都用羡慕、嫉妒的眼光瞧着我，我神气死了。从那以后，我才对写作文有点主动，有点感情，有点意识了。说也怪，我的作文自此经常被当作范文，在全校的作文竞赛中总上榜上有名，当我的作文第一次变成了铅字，那心情的激动能冲上云霄。

懵懂懂的，我做起象许许多多的学生青年一样做的梦，这就是文学梦。

升了初中，写作文更是轻车熟路。语文老师是位女性，美丽漂亮温柔，刚结婚，潇洒浪漫多情。对文学也是情有独钟，故对偏爱写作的学生也是有着偏爱。她时常对我作文的优点给予表扬鼓励肯定，对不足之处悉心指导诱引，我的写作由此提高了，对文学的知识面也增多了。直到现在，回想起来王老师爱学生如爱自己孩子般的深情，我就有种感动，王老师的音容相貌也在我的记忆里，无论如何也是抹不掉了。

我背唐诗宋词，名家名篇;读徐志摩贺敬之，舒亭北岛的现代诗；胡适梁实秋、朱自清、杨朔的散文；看中外古今名著，书刊杂志课外书；学习《文学概论》，《某某创作谈》。我还傻痴痴地东拚西凑，省吃俭用地攒了几十元钱，上了某省某文学院开设的所谓函授“文学班”。我还和同年级的臭味相同的文友办起了文学报，组稿审稿刻板印刷，向全校发行，向外投寄。由此父母总说我花钱太浪费，不务正业，小心误了学业。我特别留意哪些报刊杂志征文，我便在晚自习后顶烛精心布局打造，涂涂改改，很可惜，总认为极有文采的文章总是杳无音信，石沉大海，然我也从没有灰心丧气过。

当我踏上了社会，由一个单纯幼稚的学生成为了社会人，为生活奔波，找工作，结婚生子，养家糊口，把上有老下有小的我搞得晕头转向，读书的时间少了，写作的时间更是少了。以前买的、借的，偷来的那么些文学书籍不知怎么搞的，慢慢地都不见了，余下的一些也是被冷落，上面蒙上了厚厚的灰层。“十年一秀才，三年一白丁”，脑海里的记得滚瓜烂熟的名篇佳句，千古绝唱也陪着饭吃尽了不少，你象诸葛亮的《出师表》，范中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东坡的《赤壁怀古》、柳三变的《雨霖铃》、岳飞的《满江红》、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以前认为这些不论什么时候，到老死也会一字不留地背颂的文章现在竟也打结，连续不上了。我的文学梦，似乎也早已无声无息地溜走了，我根本毫无察觉。

后来见到一些当年臭味相同的文友们，从闲谈中得知，他们也都已辍笔不写了，言谈顾不上了，现实不允许了。是的，“琴棋书画诗洒花，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大概是每一个人所必经的人生历程。现在很多的正儿八经的墨客骚人们都坐不着冷板凳了，何况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默默无闻，名不经传的小卒。还是面对现实一点的好，干些实实在在的一点事，别异想天开了。

文学在我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也好像动摇了，它并没有那种感天憾地的力量，也不是一种十分完美的事物。文学家们罗哩罗嗦地写了洋洋百万语言，其实他们其中的一些思想被政治家们寥寥几句就可以说得慷慨激昂感人，那么清楚明了透彻。譬如“文明”、“平等”、“自由”，“抛头颅，洒热血”、“救民众于水火，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而且，政治家们可以直接用行动来实现，来改造这个社会，决定这个社会的走向。而文学则不能，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它是政治的附庸，一直是被政治牵着鼻子走的，它只是政治方面的一种社会反应。政通人和，则歌舞升平，赞颂是主流；政治腐败，则社会黑暗，忧国忧民是旗帜；南宋苟安，使有了思故土，志北伐的诗词篇章；有了文化大革命，才有呼唤人性的“伤恨”文学；有了改革开放，才真的有了精彩纷呈的“双百”局面。可能由此，便有了许许多多的人们弃文从政。

“秀才遇到兵”的故事其实也从正面告诉人们是这样的事实：语言文字，面对客观现实是那样的无能为力，软弱列助，形同虚设和空谈。诸子百家被奉为国粹族典，但对于那狼烟四起，野蛮血腥的年代，有多大的推动和改观？二十四史耗蚀了多少人的生命精血，特别是史家绝唱的《史记》，倍受国人推崇的《资治通鉴》在历史面前，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和借鉴？亲情要暖，友情要真，爱情要久，人与人之间要宽容，讲良知，讲人格，讲文明……多么简单明了的事理原则，多么不容质疑的道德规范，在真正的生活当中都跑得无影无踪了，不然这个世界不会不光怪陆离，不会不喧嚣纷沓，不会不浑浑浊浊。班超早就看透了这一点，所以他才毅然投笔戎；所以有些精神大家无望自绝，老舍、三毛、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