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歌时，他们不曾到过天安门 　　

金果临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上清晰地标注着，《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诗词创作于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２９日。因为曾经被水浸过，笔记本的边角有些褶皱。誊抄诗词的笔迹看上去尽管有些稚嫩，但却十分工整。那一年金果临１３岁，是上海市常德路第二小学五年级学生。《我爱北京天安门》是他生平创作的第１３首作品。

　　

那时候他才刚开始诗词创作，并且已经在当地的少儿刊物上发表过两首作品，热情很高。“我爱北京天安门”，最初来源于当时英语课本中的两句内容：“Ｉ ｌｏｖｅ Ｐｅｋｉｎｇ． Ｉ ｌｏｖｅ Ｔｉａｎａｎｍｅｎ．（我爱北京，我爱天安门）”。金果临说，“我爱”这个句式在英语中是最最简单的，他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天安门的热爱。

　　

而曲作者金月苓是在１９７０年出版的第三期《红小兵》上读到这首诗词的，在完成谱曲之前，她并没有和金果临商量过。那一年她１９岁，是上海第六玻璃厂的一名普通女工。金月苓喜欢音乐，每逢下班休息在家，她便坐在饭桌前写歌。那年月搞歌曲创作不容易，金月苓看着弄堂里玩耍的孩子，心想，“我要是写歌给他们唱就好了。”

　　

《我爱北京天安门》，只是她那时谱写的众多儿童歌曲中的一首。

　　

金月苓还记得歌曲正式发表后，她收到了出版社寄来的两本样刊。那天她上夜班，心里一直忐忑不安。终于按捺不住了，她悄悄告诉身边要好的同事：“我的作品发表了。”机声隆隆，对方没有听见。于是她掏出那本样刊，指着自己的名字给人家看，“结果人家就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

　　

和金果临一样，当年金月苓也不曾到过天安门，她对天安门的形象把握，来自电影院里放映的新闻纪录片中，国家领袖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人民群众的场景。直到１９７２年，国家体委编创儿童广播操，到上海征求业余音乐作者意见，听说金月苓没有到过天安门，才特意邀请她到北京。那时候，《我爱北京天安门》已经在全国唱响了。

　　

金果临则是在１９８２年利用出差的机会，才见缝插针得以到天安门拍了几张照片留念。那天他穿着工作服，里面穿了件红毛衣。金果临喜欢红色。因为时间很早，广场上没有什么游客，更没有人知道他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者。因为担心胶片相机的拍照效果，他拜托广场上的多位游客，拍了十多张照片。

　　

“心思没有停过，一直狂跳。”提起这段经历，金果临至今仍然心情激动，“因为我写了这么一个歌，今天才到这里来，你想想看这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歌曲诞生三年才正式定稿 　　

在歌曲发表的最初三年，《我爱北京天安门》经过了几次修改。

　　

金果临的笔记本上，这首诗词最初的题目叫做《金光照的全球红》：“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太阳升起金光照，金光照的全球红！”四句词采取了“顶针续麻”的技巧，这令他感到颇为得意。正式投稿时，他将最后两句改为“太阳光辉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题目也被更名为《我爱北京天安门》。

　　

作品第二次发表时，编辑又对最后两句进行了细微的调整，改为“太阳就是毛主席，光芒万丈照前程”。据说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１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这首歌曲，当时的歌词又改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这便是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版本，但是已经寻找不到确凿的文字记载。

　　

和歌词一样，《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曲谱也曾有所调整。金月苓至今还能哼唱出这首歌曲最初的曲调，一段体加尾句的结构，比现在的曲调更加轻快活泼。随后她又将曲子改写为“ＡＢＡ”单三部的曲式，第一段活泼欢快，第二段舒展悠扬，第三段再现第一段的活泼欢快。发表时编辑又稍微更改了两个音符，使得歌曲更加容易上口。

　　

１９７２年，这首歌曲在诞生三年后才算正式定稿，再也没有做过任何改动。

　　

近几年，曾经有人分别找到金月苓和金果临，提出对这首歌曲进行改编，特别是想改动原有的歌词，使其变成广告歌曲。为此两人达成了一个默契，金果临说：“这个词是我自己的词，改一个字都不行，曲是她的曲，改一个音符都不行。”金月苓说，“我们不在乎赚不赚钱，但是我们不愿意这歌被别人改编了用于商业用途。”

　　

在他们看来，这个就是历史，而历史又怎么能随便改来改去呢？

十年间没领过一分钱稿费 　　

１９７２年四五月间，《我爱北京天安门》突然在全国大规模传唱开来。

　　

当时已经是一名初中生的金果临，突然被校长叫进了办公室，“说现在北京发过来一个函，就是这首歌，全国推广，要先征求对你的评价意见。”他顿时觉得心里咯噔一下，“哎哟！中央知道了，这个事情搞大了！”而金月苓并未得知任何类似的事情，但是她也已经听说，这首歌在全国的影响已经很大了。

　　

此前有件事情令金月苓非常在意，她听说这首歌曲发表时，圈内有人对她的歌曲创作存有争议，认为这首歌曲的旋律与当时的潮流不吻合，还有的将其与外国音乐相比较，甚至认为有靡靡之音的嫌疑。“一个小学生，一个青年女工，能有什么想法？”她说，“我们是用很纯洁的心来写这首歌的。”

　　

１９７２年４月２３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特刊，并且刊登了１０首歌曲，其中便有这首《我爱北京天安门》。仅仅一个星期之后，当年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北京“五一”游园会》专题节目中，出现了孩子们伴随着这首歌曲欢快起舞的场面。

　　

从那一天之后，金月苓每天都能从工厂里带回一二十封全国各地的来信。

　　

几乎每个省市都在出版或转载这首歌曲，但是他们没有收到任何稿费，只有两本样书而已。有位老作曲家告诉金月苓：“如果当年有稿费的话，就凭这首歌，钱会多得不得了。”１９８０年，这首歌曲获得“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１９５４至１９７９年）”二等奖，两人才领到第一笔奖金：每人１７．５元。

　　

直至两人先后加入了音著协，才陆续领取到一些稿费。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那个时期出版的歌谱中，两个作者的名字被署在了页面右下角最不起眼的角落里，甚至一些书刊中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署。金月苓和金果临当时认为，这说明你创作了一首歌曲，是为社会作贡献，不能计较名利。

两个普通人的不同命运 　　

《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脍炙人口，并没给两位作者的命运带来任何戏剧性转折。事实上，在《人民日报》刊登此歌曲后的几年，金月苓和金果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金月苓说，她和金果临都不希望自己的后半生出现任何很大的变化，因此他们各自做了很多普通的事情。

　　

１９７７年底，金月苓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她说自己在创作的过程中觉得“学的东西不够，有必要去上趟大学。”尽管有人知道她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者，但是在整个考试过程中，她没有因此受到任何特殊照顾。１９７８年４月，她再度来到北京，开始了求学之路。

　　

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那一批学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后的３０年，金月苓的同学中间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艺术家：谭盾、郭文景、陈佐湟、刘索拉等。入学时的金月苓，其知名度或许远在这些同学之上；但毕业后，她却选择进入中国唱片上海公司，成为一名普通的音乐编辑。她至今仍保持着每周创作一首歌曲的工作习惯，其中包括大量的儿歌。

　　

而金果临几乎完全告别了艺术创作，他走上了一条那个时代大多数普通人都会选择的平凡道路：进农场工作５年，顶替父母回到工厂一干就是２０多年，后来企业经营不善而破产，他又进入一家民营企业工作。他说那个时代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就是要平平淡淡地过日子。 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是一对姐弟

 

《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曲流传甚广，但是外人或许很难想象，歌曲的词作者金果临与曲作者金月苓，其实是一对姐弟。在近４０年的时间里，他们也从未主动向别人袒露过这层关系。姐姐金月苓说，年轻的时候，那个年代太特殊，他们担心说出这件事情，会有什么节外生枝的误会；后来年纪大了，又不愿意被人说是拿这件事情来炒作。日子久了，就变成了一个被有意无意隐藏下来的秘密。

 

　　

这层特殊的姐弟关系，本身便有几分罕见的传奇色彩：他们各自的母亲是一对亲姐妹，而他们的父亲又是一对亲兄弟，因此他们之间既是堂姐弟，又是表姐弟，称得上是“亲上加亲”。弟弟金果临说，按照家里的规矩，同辈人的名字里都带个“苓”字；他原本也被起名叫做“金果苓”，但是幼年时被阴差阳错地登记成了现在的名字。金月苓比金果临年长５岁。从小，他们便同住在奶奶家中，整日在一起玩耍学习，姐弟情义十分深厚，直到少年时期他们才各自分开。金月苓清楚弟弟在美术和诗词方面的创作天赋，弟弟也深知姐姐对于音乐的热爱，但是在创作《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时，两人却没有任何彼此的交流。今天人们能够从词曲之中感受到的一种默契，或许更多的来自机缘巧合。

(责任编辑：史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