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一种著述体裁，记载着某一地区的自然、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文化等内容。1973年马王堆出土的汉初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是方志的最早形态——图经的雏形，侧重于地理方面。到东汉袁康撰《越绝书》就多记及人事活动，使地方志初具规模。魏晋以来，方志的编纂体例渐臻完备，如常璩的《华阳国志》和宗懔的《荆楚岁时记》，都是当时的方志名著。隋唐时，方志编纂工作受到政府重视。隋大业年间，“普找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这是国家明令修志的开始。

　　宋代地方志的撰著，日趋兴盛，体例大致定型，门类亦多拓宽。明清以来，方志修纂工作有了更显著的发展，几乎遍及府、州、县、乡、镇、村，而清代的发展尤为突出。在现存方志中，清志几占80%。清代修志总量达6500余种，平均每年修志20多种。康熙初年又规定60年修志一次，对推动地方志编纂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许多著名学者也把修志工作视为学术研究。有些学者倾力于方志学的研究，对方志学的源流、体制、历史、性质、编纂等问题，相互商榷探讨，在清人文集中可以看到大量清代学者的有关论述。清代学者在修志实践、理论探讨和资料搜集上，都显示出独特的成就，为地方志的编纂与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辛亥革命后，地方志的编纂事业以续修为重点，如河南续修了78部，山东在1929—1937年间共修84种。许多学者倾力于方志学的研究，围绕方志学的体制、源流、纂著方法等，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其中当以梁启超的《清代学者整理国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为代表作。1929年，南京民国政府内政部颁发了《修志实例概要》22条。1946年民国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境地，还颁布了《地方志纂修方法》，规定“省志三十年纂修一次，市志及县志十五年纂修一次”。这些规定虽然未见全部施行，但其中内容还有可供参考和采择之处。

　　上世纪50年代初，新编地方志工作先后于各地蓬勃兴起，虽经“文革”的巨大挫折，但经几番辛劳，在本世纪初，终于基本完成首轮新编方志这项重大工作，并继续开展第二轮的新志编纂工作。2006年，国务院正式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对新志的性质界定、编写体例、编纂要求等有关内容，作了具体规定，使地方志编纂工作有法可据，有例可循。第二轮的新志编写现正在全国各地有领导、有次序地开展，并已取得部分成果。地方志事业正方兴未艾。

　　无论旧志，还是新编方志，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注重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使用、保存，这是修志和用志各方的共识。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曾论及方志的文献价值，他说，志书的文献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

　　历来史志多不注重图籍著述，仅列其人其书名目而已。宋人施宿所撰《嘉泰会稽志》卷十六立《藏书》专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誉之“为他志所弗详”。清人庞鸿文撰《常昭合志稿》，其卷三十二曾入藏书家三十二人，亦欠详尽。新编《常熟市志》特立第二十二篇——《藏书·著述》，下分四章：其一，《历代藏书》为常熟私家藏书史，记清至民国143人（清有101人），除记其字号生卒外，尚立简况一栏，记其藏书特点；立室名一栏，记其室名，以明藏书处所，旁行斜上，一览可得。其二，《藏书家简介》，自百余家中择其荦荦大者15家，详其始末。其三，《今存善本书目》，按四部分类，著录常熟市现藏善本书。其四，《邑人著作书目》，著录乡人著述和乡邦文献之目。观此一篇，足补中国藏书文化史之缺。

　　少数民族史料相对来说较少。云南《潞西县志》对傣族“土司集团”及其成员的服饰、饮食、居住、行走等作了生动具体的系列记述，可看到历史上芒市土司集团的衣食住行文化，如土司喝专门烧制的纯米酒和糯米酒，也喝威士忌、三星白兰地和茅台酒。抗战时期，土司住屋也有沙发、时钟、花瓶及软卧双人床等，反映滇缅公路开通后的生活变化。又如土司统治阿昌族的基层政权称“撮”，“撮”下设“档”，每档由一个较大或几个较小的村寨组成。“撮”设“岳尊”一人，由土司委派，由番象山的汉人轮流充当，代土司催收官租、杂派。这些对民族史的研究都具有文献价值。

　　地区文化研究是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文献资料比较散落；但在地方志中往往保存一些足资参考的文献。云南《陆良县志》记有蜀汉爨民入迁陆良，与当地民族文化相结合而开创的“爨文化”，并收录有关碑文和考跋，为研究“爨文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有的志书如《马鞍山市志》，还设有《淹没文化》的专章，不仅记历代遗弃的古建筑，亦记有民国时期曾存在安徽图书馆和民间的已佚珍贵文物藏品，使志书成为研究江南文化，特别是吴文化的一部重要参考书。有的志书如《青田县志》，还保存着一些原始文献和珍贵照片。在该志附录中，就全文辑存了宋郑汝谐的《易瓦记》、清吴楚椿的《畲民考》和民初叶正度的《查灾日记》，都具有存史价值。

　　从上述数例看，旧志的文献价值在于挖掘考辨，提供编写研究的依据，而新志的文献价值在于求真求实地创建文献，足资后人征信的文献依据。是凡研究学术者对二者固不可偏废。对新旧志书均应以审慎思辨、求真求实的态度善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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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州图经》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早期方志

　　图经是唐代到北宋时期，由各州县定期编绘并向朝廷呈报的一种地方档案，在唐宋文献中屡有引述和提及，但实物仅见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其中较完整的一件是《沙州图经》，存510行，内容始于水渠，终于歌谣，前后无题目。

　　《河南志》

　　北宋时期的都邑志

　　北宋学者宋敏求著，佚失已久，现存《河南志》是清嘉庆十四年（1809）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

　　《吴郡志》

　　南宋方志成熟代表作

　　南宋初年范成大编纂的苏州方志，50卷。容纳了更加丰富的内容，设目注重历史政事的记录，成为后世争相效仿的方志编修模式。

　　“临安三志”

　　相继编修的三部南宋都城志

　　临安自绍兴八年（1138）成为南宋都城，先后三次纂修志书。乾道五年（1169）周淙始修，成书15卷，今存3卷；淳祐十二年（1252）施谔再修，成书52卷，今存6卷；咸淳四年（1268）潜说友三修，成书100卷。

　　天一阁明代方志

　　私人收藏方志的典范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浙江宁波人范钦辞官回乡，建造了天一阁，这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私人藏书楼。地方志是天一阁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原藏有明代方志435种，其中不少是孤本。

　　台湾方志

　　海峡两岸文化一脉相承

　　清康熙统一台湾，设立台湾府。第一任知府蒋毓英纂修《台湾府志》10卷，刊行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是台湾府第一部方志。此后，清代相继有五部《台湾府志》续纂成书，光绪年间还纂修了《台湾通志》。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

　　最早的新疆通志

　　新疆最早的一部官修通志，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52卷。设目19门，绘有地图34幅。采集文献包括正史、笔记、游记、奏章、文告等，是研究中国汉代至清代前期新疆地区的重要志书。

　　《龙沙纪略》

　　最早的黑龙江方志

　　作者方式济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在黑龙江生活20年，将当地山川物产、风土民情分类记录下来，分为方隅、山川、经制、时令、风俗、饮食、贡赋、物产、屋宇9门，成为一部笔记体裁的地方志。

　　《乾隆永清县志》

　　一部模仿正史体例的方志

　　章学诚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编纂。模仿《史记》体例，分为纪、表、图、书、传，又附录文征一项，分为奏议、征实、论说、诗赋、金石5卷，对后世修志有较大影响。

　　《乾隆汾州府志》

　　重视地理沿革考证的一部方志

　　清代著名学者戴震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编纂。全书分为29门，卷首有府县图和沿革表。戴震将地理沿革是否详核作为衡量志书优劣的标准。

　　近代

　　李泰棻《阳原县志》

　　注重社会阶层分析的新型方志

　　李泰棻编纂的《阳原县志》对社会经济历史的记述极为详尽，其中有对农村的佃农、自耕农、富农、地主等各个阶层的分析，还详细记述了民国以来地价、工资等重要经济资料。

　　傅振伦《新河县志》

　　强调社会制度、农村经济的新型方志

　　1927年，傅振伦被邀请主持《新河县志》的编纂。这部方志中，社会制度、农村经济、平民文艺、语言与文字、宗教与信仰都成为记述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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