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却拥有一颗文人的心，将为国、为民办书屋当作一生的事业，有人笑他，有人敬他。或许我们做不到老孙那样，但可以在观念上去理解他，而他需要的也仅仅是理解而已。“我是这样想的，你不看、别人要看，这代人不看、下代人要看，文化是永存的。泱泱中华，不能没有人读书，一定要有人管书屋”

孙衍吾是见过世面的人。他获得过很多荣誉,几乎每年都去领奖,还作为全国学雷锋先进代表进过中南海。

但站在记者面前,老孙皮肤黝黑、须发花白,穿着洗得发黄的白衬衫、红色人字拖,看上去像是洗脚上田埂的老农。

37年前,孙衍吾在自家8平方米的土坯房里办起了一个小小的农家“知海书屋”。起初,很多人都说他不过因为高考落榜一时意气,搞一两年自然就会出去挣钱。37年时光荏苒,小孙变老孙,“知海书屋”却被老孙攒出70多种报纸的合订本两万本、书籍十余万册,书屋获评“全国最美基层图书馆”(2015年中国图书馆年会组委会评)。

58岁的孙衍吾,一个农民,却拥有一颗文人的心,将为国、为民办书屋当作一生的事业在做,有人笑他,有人敬他,至今仍充满争议。

成人成己的“初心”

“将做有益于他人的事，当作个人修炼。我自己没考上大学终生不甘 。我办书屋，除了自学，就想让更多农村孩子能读书 、能考大学 ，不让他们的人生留遗憾”

老孙出生于海南定安县多校村,家境贫寒、父母年衰,家中三兄弟排行老三。1977年国家放开限制,不分年龄、结婚与否、家庭成分如何都可参加高考,老孙同万千寒门子弟一样,渴望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

“当时很兴奋,一晚上睡不着,终于等到这个机会,报名很积极。到处搜集学习资料,有用没用都收来,见到一本书,赶紧借来抄。”

知海书屋二楼,用来收藏报纸的书架“顶天立地”,架上装订好的旧报纸整整齐齐。

老孙考了三次,结果都一样——落榜,因为“人笨、基础差”。

他想再试,他的叔叔说:“整天看书,谁有钱给你买书?”叔叔的话像一盆冷水泼灭了老孙内心的“火”。1980年的老孙22岁,在农村已经是大龄青年,有人说他一辈子结不了婚。母亲王妚次说:“老三,看不到你成家,我死不瞑目。”这些都给老孙很大的压力,最终他向穷困让步,不再挤高考这条千军万马争过的独木桥。

不过,老孙对于知识,“有一种饥渴感”。此后他开始了人生的“自我修炼”——干农活之余,他读书、自学书法、水墨画和写作。没有电就点油灯来学,有人说他这是“灯如红豆照蜗居”。老孙每天站着练书法3个小时,练得一手好书法,即使是行家也赞“入纸,耐看”。1984年老孙被评为“广东省自学成才积极分子”。

改革开放初期,老孙注意到很多同村人也像自己一样追求学习,如饥似渴,一本书借来借去。他决定在自家8平方米的土坯房里把自己的学习资料“贡献”出来,办起了最初的“知海书屋”。

起初,老孙的书很少,他就跟别人借,跟定安县图书馆借,一次借十本过来,过一个星期就还回去。为买书,他也出门打一些零工攒些钱。父母卖猪赚了些钱,老孙就跟父母商量,说要去买衣服,实际全买书了。“我的父母理解我,他们对我的支持很重要。”

老孙用牙缝中挤出的钱买了多少书?他保留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邮局订报单据和购书单能铺满10平方米水泥地。

“我亲爱的父母说,一粒粮食一滴汗,那么“知海书屋”的每本书、每一份报刊,都凝结着一家人的心血。”在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完回海口后,孙衍吾在纸上写下这句话,拍照发给记者。

“将做有益于他人的事,当作我的个人修炼。我自己没考上大学,终生不甘心。我办书屋,除了自学,就想让更多农村孩子能读书、能考大学,不让他们的人生留遗憾。”这是老孙办“知海书屋”的“初心”。

截至2016年,他所在的村庄考上130多名大学生,他们无一例外都在“知海书屋”里度过了童年、少年时代,在这里读书、看报、了解国内外大事。口口相传之下,附近村庄和县城中小学的学生也成为这里的常客。此外,孙衍吾还踩着一辆“永久”牌带大梁的破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个流动书箱,走村串户到田间地头给人送书,至今依旧。

记者五一采访时,偶遇来书屋看望老孙的胡诗泽和陆善山。两人都是高中就读定安中学时慕名而来,在这里度过无数个周末时光。如今大学毕业多年的二人,一个在海南某县检察院任职,一个成为返乡创业优秀青年,每逢节假日都会抽时间过来看望老孙。“真的很感谢孙叔,他这样的人真是找不到了。”陆善山说。

藏书不舍有字纸

别人觉得没用的，丢掉的，他捡回来，捋平抹直，擦拭干净。如今，老孙的“知海书屋”有70多种报纸的合订本两万本、书籍10余万册

很多人只知道“知海书屋”是个图书馆,但只有走进书屋的人、走近老孙的人才能够明白,挂在书屋二楼的匾额“藏书楼”才真正道出其真义所在。这个藏,既是收藏,更是珍藏。

老孙的藏报架是特意找人用铁皮定做的,每个书架下面都垫着一块砖,为了防止海南湿气重、地面潮而损坏报纸。为节省空间,书架“顶天立地”与楼层齐高,上面摆满了装订好的旧报纸。报纸是用特地买的牛皮纸和麻绳,由老孙和他的儿子孙春源在最近6年间夜以继日,一张张、一本本手工装订的。

在“知海书屋”,不仅能看到时下的报纸杂志,你还能找到“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所有报纸,整整齐齐、装订成册,甚至还有民国的课本。老孙抽出一本封面已经缺了一角的书卷,像个孩子献宝一样拿给记者看。“1959年的《星火燎原》,毛主席给这本书亲笔题字的嘞。”

一本本发黄的册页,透着一股时间的厚重,还有老孙不足为外人道的自得。

爱书如命的老孙,只要是有字的纸都不舍得扔掉,对于这一点老孙念念不忘其父母的优良家风,“我父母扫地的时候,掉下来有字的纸,给我看过才丢掉。”

老孙说,他的“知海书屋”靠的就是收集旧书旧报一点点攒起来的。别人觉得没用的、丢掉的,他捡回来,捋平抹直,擦拭干净。如今,老孙的“知海书屋”有70多种报纸的合订本两万本、书籍10余万册。

很多读书人来到这里,感慨老孙的书屋是“定安藏书第一家”,也有人评说,“孙衍吾没有洗衣机、没有空调、没有衣柜,什么家具都没有,书报却像山一样堆起来”。

老孙不仅藏书,还注意收藏一些民间老物件。老米桶、旧盘子、算盘、小人书、煤油灯……随着时代的变迁,别人当垃圾扔掉的,他却当宝贝拿回家,一放就是几十年。甚至还挨家挨户上门,求取一些老乡贤的手稿存在他的书屋。“现在他们的一些子女、孙子都感谢我,说以前长辈的作品都找不到了,没想到你这里有。”

书住高楼,人睡长椅

孙衍吾房子很多却没有床睡，被子白天塞在藏报架的角落里，晚上把两张读者用的长椅一拼，拿出来盖着就睡。女儿因为家里没有床睡，索性去当两年兵

藏书要有基本条件——房子。书与人争空间的结果是——书住高楼,人睡长椅、打地铺,老孙一家四口,就这样过了几十年。

外人都说,孙衍吾房子很多,都是国家给盖的。仔细算来,老孙的房子真不少,最早有8平方米的土坯房,后来倒塌了；接着有父母曾住过的老瓦房,老人家走后,老孙住了进去,抬头可从屋顶的窟窿中望月；还有上世纪80年代兄弟三人合盖的三层小楼,老孙要了一楼；以及2008年国家出资兴建,现在“知海书屋”挂牌所在的两层小楼。

但记者在采访时看到的都是书,只发现一张旧木床摆在老屋的小房间内,床上放的不是被子,而是堆满的书和报纸。床头的墙上贴着“安贫乐道”四个字。同样堆满书的还有走道、客厅以及所有能用的空间。老孙家是没有卧室和厨房的。睡觉的被子白天塞在藏报架的角落里,做饭的液化气灶摆放在门口的木头圆桌上,晚上把两张读者用的长椅一拼,拿出来盖着就睡。

“在我们海南,晚上七八点钟,蚊子成群地围着人转,但都不咬我,我一生不挂蚊帐,睡觉很甜的。”老孙认定这是天赐的福分,是老天理解他,不让蚊子干扰他,让他能够好好做一点事情。

为什么不买张床呢?因为没有地方放。老孙的母亲上世纪80年代就说过,“站没地方站,坐没地方坐,到处都是书。”

老孙的闺女孙春瑜今年23岁,正值青春的姑娘谁不想有个自己的闺房?哪怕是一处小小的私密空间。记者采访期间,孙春瑜被老孙叫了回来,饭后闲聊中问起中午在哪里休息时,姑娘脸色突然一变哭起来了:“我之前当过两年兵,你知道我为什么当兵吗?没有床睡,不想在家。去当两年兵,能得六七万块钱回来,然后拿来盖房子嘛,当时是这样想的。每个家庭都有房子睡,我只是想有个小房子、有床睡就行了。每次回来都睡报纸旁,还要收拾一下才能睡,所以我几乎不想回来,因为太苦了。”

旁边的老孙闻声,再也把持不住,抱头痛哭。“我是个很笨的父亲”,老孙不停重复着这句话,充满着对女儿的愧疚。女儿曾在海南卫生第二学校(中专,在琼海)学习药剂学,因为家里没地方睡,从小就是跟同龄的朋友一起睡。

“老爸觉得我看见他骑破单车送书是嫌弃他,其实不是,我只是要一个好的家庭,想让他们过得更好。他们办这些东西,不舍得吃不舍得穿。虽然他们支持我读最好的学校,但是我读不进去,就想着怎么赚钱。”

女儿孙春瑜的这些心里话,老孙是头一回听到。

外地开会淘旧书

老孙把省下来的钱都买了书、订了报纸。1990年去北京中南海参加全国学雷锋先进代表座谈会，没有过冬的衣服，到处找亲戚借，勉强凑了一身，鞋却借不到合脚的。就穿着拖鞋只身北上，刚下飞机，刺骨的凉气打脚底直冒，为了见领导不丢丑，老孙咬咬牙，买了人生中第一双皮鞋

老婆孩子跟着他,确实过了不少苦日子。不仅住不好,吃穿也没条件讲究。

老孙自己,衣服几年才买一件新的,袜子必须要破了洞才买,买街边最便宜的10块钱3双；皮鞋是30块钱1双的,平时都不舍得穿,而是在有领导来或者办活动的时候才穿。“哒哒哒”的人字拖,才是他的标配。他的一双儿女,穿着街边摊的衣服长大,从不舍得进专卖店买一件。

老孙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老爸茶、不打牌、不到外面买早餐。“早餐煮一点稀饭,用细盐来伴着吃,吃饱就行”,甚至跟记者进路边小饭馆吃一顿饭,对老孙来说,都是件很陌生的事。当地人都说孙衍吾“茶馆找不到他,饭店找不到他,书店就能找到他”。

老孙家中一亩五分田的薄地,一亩拿来种水稻、五分田拿来种蔬菜,这保证了一家人基本的生活所需。“我们农村不比城里,不好意思,没什么好招待你的。”记者厚着脸皮跟老孙一家吃了顿晚饭。一铝锅刚从地里摘回来的地瓜叶,还有一盘烤鸭,一看就是为了招待我特意买回来的。实际上,平日里这一家人半个月不舍得买一次肉菜。

军坡节是海南的传统节日,对海南人来说重要性不亚于春节。“我这个人40年不搞军坡节。到这个时期,杀鸡买菜请亲戚朋友一起来吃吃喝喝,有钱的人一家花5000元左右,穷的也要花500多,我不搞,讲出去人家都笑我的。”也因此,老孙父母总结老孙“你这个人没有亲戚”。

老孙把省下来的钱都买了书、订了报纸。

1990年3月作为海南唯一一位参加全国学习雷锋先进代表座谈会的人,老孙第一次进了北京中南海接受表彰。临走前,老孙没有过冬的衣服,就到处找亲戚借,勉强凑了一身,鞋却借不到合脚的。老孙穿着拖鞋只身北上,刚下飞机,刺骨的凉气打脚底直冒,为了见领导不丢丑,老孙咬咬牙,买了人生中第一双皮鞋。

很多亲戚朋友想着,老孙难得去趟北京,怎么着也会带些特产回来。老孙带回来的却是在王府井淘的一捆旧书。而这,也成了老孙此后多年去外地学习开会的“老规矩”。

晒报纸的“傻子”

“说我穷吗，有万本书，说我富吗，就没有什么钱，甘苦自得。做点事，就要准备好吃苦的嘞，做人也是这样”

老孙的“傻”是出了名的。他做得最“傻”的事是晒了37年的报纸。

海南多雨,每年都会刮几次台风,而老孙用来藏书的两处老房子,每到夜晚,屋顶的漏瓦处能冒出一束束灯光,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

“报纸和书怎样保护”,这对老孙来说是最操心的事情。

雨停放晴,老孙就把淋湿的报纸和书拿出来晒,一张一张地晒,每天晒两个小时。他的爱人、孩子一起帮着晒,烈日下,满头大汗。

“别人都笑我,过期的报纸还不拿来卖?”但他就不!他守着古训“贫不卖书”。

为支持老孙办书屋,当时的公社、现在的定城镇从农村青年里选拔人才,聘请老孙为宣传干事,5年签一次合同。很多跟老孙一样的人进了机关,丢了书屋,现在当局长的也不在少数。老孙志不在此,还是守着倒贴钱的书屋不撒手,“有一份工干就是很乐意的事了,其他的不管。”

“老实说,上世纪80年代我要是去开书店,要发大财咯,当时一本《电影故事》两毛钱进价,可以卖两三块钱。”但是老孙最终没有这样做,看着别人挣来的票子、盖起的房子,忍住了诱惑。

“谁都想吃好、穿好、住好,我老孙为什么要找苦来吃?我的家训里面有四个字——‘甘苦自得’,这四个字概括了我走过来的路。做点事,就要准备好吃苦的嘞,做人也是这样。”

苦中有乐。1984年,“知海书屋”经媒体关注渐有名气,全国几百个人写信给他,其中八成是高考落榜生写来的,这些信老孙保存至今。一封信上说:“我以为自己考不上是天底下最没用的人,一度想寻短见,在报纸上看到你的事迹,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

他人的受益给了青年孙衍吾莫大的鼓舞和坚持下去的动力。在如今的“知海书屋”里面,挂满了别人送给老孙的对联,他指着“欲想丰收果,何不耕作勤”跟记者说,“我是很小的人,他人尊重我,多好啊。”

“我们本地人看不起我,说老孙净做这些没用的事。外地‘候鸟族’就支持我,说我是实实在在的文化人。”老孙前几天去定安县城的银行转账,一个银行柜员一下子认出了他,说小时候在“知海书屋”看过书。“听到这我很高兴,很多人做一点事,过几年就没人记得了。”

回顾近40年的风风雨雨,老孙叹了句——做人难、做事难。“说我穷吗,有万本书,说我富吗,就没有什么钱,甘苦自得。”

甘作文化“愚公”

翻拍自《定安记忆》摄影集中的老照片。多年来,孙衍吾坚持骑着一辆破“永久”式带大梁的自行车走村串户给人送书,已成为很多人的“定安记忆”。

做文化事业是个长久的事，跟搬一座山一样，想一点做一点，我这代人搞不完，下代人接着搞，子子孙孙传承下去

很多人跟老孙说,现在网上什么书和报纸都有了,你藏这些没用。“我是聋人,我是哑人,他说就说吧,不管他,这是我和家人几十年的心血,我要用命来保护它。”嘴上说着不管,老孙心里还是难免有压力。况且他也注意到现在来这里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

老孙四处溜达的时候,总想凑上去看看现在的人拿着手机干什么,看得多了,他更着急了。“我发现很多人‘读假书’,80%都是在玩游戏、玩微信。”老孙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网络是发达了,但是做人还是要老老实实地学一点东西,不管怎样说,办书屋培养人们阅读的兴趣,这个路是我永远追求的”。

“我是这样想的,你不看、别人要看,这代人不看、下代人要看,文化是永存的。泱泱中华,不能没有人读书,一定要有人管书屋。”

跟一般的农村书屋管理人员开门关门、例行公事不同,老孙密切关注国情省情,总在思考如何结合最新形势盘活、用足书屋的资源。直观易懂的主题活动、展览成了老孙找回读者、传播知识的创意。七五普法展、中国传统家训家规剪辑资料展、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资料陈列展览……

“今年我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是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高考对没有背景的农村孩子来说是历史性的转折；我还要纪念海南建省30周年,我办‘知海书屋’的时候,海南还没有建省。我存了很多建省时期的报纸,很多现在都停刊了,很多大图书馆都没有……”

27年前,当老孙还是“小孙”的时候,就是全国学习雷锋先进代表,至今雷锋的画像仍挂在“知海书屋”一楼上二楼拐角墙壁的醒目位置,画像两边是老孙用以明志的一副对联,“乐于辛勤耕知海,甘以淡泊写人生”。

但年岁越大,老孙说得更多的,还是愚公精神。“我是个笨人,别人走一步,我要走十步才能赶上,做文化事业是个长久的事,跟搬一座山一样,想一点做一点,我这代人搞不完,下代人接着搞,子子孙孙传承下去。”

他的儿子孙春源,子承父志,2010年琼台师专毕业后,放弃了在外地找工作的打算,回来帮助父亲管理书屋。书屋现存的两万本报纸合订本大半仰赖他之功,“做这个要有心,很枯燥无聊的,讲钱,什么事都丢了。”孙春源说。

这对上阵父子兵,用实际行动坚守着。

定安县党史研究室主任岑运雄说,老孙是共产党人的榜样,有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念,认定一个目标,不断坚持。我搞群众路线教育和“两学一做”都会用孙衍吾的例子,“我跟老孙是同龄人,有幸考上大学有一份正式工作,老孙虽落榜却选择了一条更有意义、更难走的路,我们虽然做不到孙衍吾那样,但可以在观念上去理解他。”

老孙需要的也仅仅是理解而已。

75岁的多校村老生产队长梁定华一路看着“知海书屋”和老孙走到今天,说了一句话:“不容易、不简单、书屋是勤俭节约搞起来的,对我们后代小孩很好,一定要守住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