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赋役除去地税、丁银之外，还有漕粮、白粮、经费、火耗以及各种杂项的差徭。火耗是从明代继续下来的在正粮项外的一种额外的加征，这项赋银主要是饱地方官吏的私囊，并不交给政府。康熙时，全国各州县官吏对火耗任意加增，视为成例，“重者每两至四五钱”，甚至“税轻耗重，数倍于正额者有之”。当时地主富豪可以设法免交，而受害的多是贫苦的农民，农民因火耗过重，以致流离转徒。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河南宜阳、渑池、阌乡一带以亢挺为首的农民，举行了反对征火耗的武装斗争，农民围攻县城，捉走县官，虽“总督、总兵不能压平”。雍正二年（1724年），清朝施行了“耗羡归公”的办法，规定火耗每两不过二钱，由政府划一征收入库，然后再另给官吏“养廉银”。这项措施也减轻了农民的一些负担。

　　清朝在康熙、雍正、乾隆的统治时期，农业生产比以前有显著的恢复和发展。

　　农业的发展首先表现为耕地面积的扩大。据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奏销册统计，直隶、山西、山东、河南、江南等地的耕地面积比以前都有一定的扩充。山东、河南比顺治时期各增约二百万余顷。江南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为九十五万三千余顷，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至一百万顷，乾隆十八年（1753年）为一百五十余万顷。抛荒最多的四川地区，顺治十八年才一万余顷，到乾隆十八年已增至四十五万九千余顷。

　　与农业紧密结合的家庭手工业是鸦片战争以前最主要的手工业。在康熙、雍正和乾隆的统治时期，作为农村副业的绩麻、纺线、养蚕、织布、缫丝都有了普遍的推广。原来以缫丝织布知名的江南、四川、福建、山东、湖广等地的家庭手工业此时更加发达。与明代一样，湖州的丝和松江布都是“衣被天下”，甚至还销行到国外。陕西、江西和贵州等省，在雍正、乾隆年间缫丝、织布也兴旺起来。用柞丝织绸的技术在乾隆时由山东传入贵州，织成的“茧绸”，闻名全国。在少数民族地区，维族、蒙族的毛毯，苗族的苎布、皮布、土花布、洞锦，僮族的僮锦，当时都是极精美的产品。

　　除去缫丝织布以外，作为农村副业的藤器、竹器、柳条器、造纸、陶器、制糖、制茶等家庭手工业，也都相应地发展起来了。

 　 商品生产的发展促成了全国各地商业的繁荣。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许多城市恢复了明代后期的繁盛，有些城市，如南京、广州、佛山、厦门和汉口，则较明代更加发展。长江沿岸的无锡是著名的“布码头”，汉口是“船码头”，镇江是“银码头”③。佛山虽是一个小镇，但是在乾嘉之间，商铺、市集、作坊如林，共有六百二十二条大小的街巷①。而汉口镇更是“地当孔道，云贵、川陕、粤西、湖南处处相通，本省湖河，帆樯相属，粮食之行，不舍昼夜”，而商业往来，以“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

　　随着清初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茅也在缓慢的发展。这表现在某些手工业生产中包买商的活动比明代更加活跃，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作坊和手工工场比明代更加增多，它们主要出现在江南和广东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