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孔尚任总纂的清康熙版《平阳府志·户口》记载：汉河东郡户二十三万六千八百九十六，口九十六万二千九百一十二。唐平阳郡户六万四千八百三十六，口四十二万九千二百二十。宋平阳府一十三万六千九百三十六。口无记载。明洪武年二十万八千二百一十一，口一百八十四万七千七百九十。永乐年户一十九万八千二百一十一，口一百六十四万四千二百八十五。弘治年户二十二万一千二百四十四，口一百九十八万七千四百四十九。以上两组户口数字资料可以佐证，移民最多的是平阳府。

 

    明朝政府移民垦荒的原则是把农民从窄乡移到宽县，从人多田少的地方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曾有定制，对北方郡县荒芜田地，召乡民无田者移民垦辟，每户给十五亩，又给3亩菜地，皆免3年租税。朱元璋还设置司农司于河南，专管移民垦田之事，在这以前已下今，凡州、县农民开荒及移民开荒，都归垦荒人所有，作为永业，还责成地方官散发耕牛种籽，使移民、流民能定居附籍，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件。根据《明史》、《明实录》等史书记载，明初洪武年间先后从山西移民10次，永乐年间移民8次，共计移民18次。

 

    1．一三七三年。“(洪武)六年，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明史·食货志》)

 

    2．一三七六年。“(洪武)九年十一月，迁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于凤阳屯田，遣赍冬衣给之。”(《明太祖实录)卷一一0)

    “(洪武)九年十一月，迁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田凤阳。”(《明史·太祖本纪》)

 

    3．一三八○年。“(洪武)十三年五月，山西民为军者二万四千余户，悉还为民。”(《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一)

    4．一三八八年。“(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徙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等闲旷之地。”(《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徙泽、潞民无业者垦河南、北田，赐钞备家具，复三年。”(《明史·太祖本纪》)

 

    5．一三八九年。“(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后军都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

 

    6．一三八九年。“(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告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等钞锭，送后都督佥事徐礼分田给之。”(《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

 

    7．一三九二年。“(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冯胜、傅友德帅开国公常升等分行山西，籍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六卫。”(《明史·太祖本纪》)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冯胜、傅友德等在大同等地屯田。计平阳选民丁九卫，太原、辽、沁、汾，选民丁七卫。……每卫五千六百人。”(《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

 

    8．一三九二年。“(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恪等往谕山西民愿迁居彰德者听。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七府徙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

 

    9．一三九五年。“(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二万六千六百人往塞北筑城屯田。”(《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六)

 

    10．一四○二年。“(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徙山西民无田者实北平，赐之钞，复五年。”(《明史·成祖本纪》)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户部遣官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明太宗实录》卷十二下)

 

    11．一四○三年。“(永乐)元年八月，定罪囚于北京为民种田例。其余有罪俱免，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礼部议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布政司就本布政司编成里甲……上悉从之。”(《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一)

 

    12．一四○四年。“(永乐)二年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平。”(《明史·成祖本纪》)

 

    “(永乐)二年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民万户实北平。”(《明太宗实录》卷三十一)

    13．一四○五年。“(永乐)三年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平。”(《明史·成祖本纪》)

 

    “(永乐)三年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民万户实北平。”(《明太宗实录》卷四十六)

 

    14．一四○六年。“(永乐)四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郡县吏李懋等二百十四人雷愿为民北京。命户部给道里费遣之。”(《明太宗实录》卷五十)

 

    15．一四○七年。“(永乐)五年五月，命户部从山西之平阳、泽、潞，山东之登、莱等府州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户给道里费一百锭，口粮五斗。”(《明太宗实录》卷五十九)

 

    16．一四一四年。“(永乐)十二年三月，上以其(隆庆)当要冲，而土宜稼樯，改为隆庆州……而以有罪当迁谪者实之。”(《明太宗实录》卷一四九)

 

    “本州原绢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红门，黄报，白庙，版桥，富峪，红寺六屯，谓之前十里，谪发为事官吏充之。榆林、双营、西桑园、泥河岔道、新庄、东园、宝林、阜民九屯，连关厢谓之后十里，迁发山西等处流民充之，每户拨田五十亩，任种办纳粮差。”(嘉靖《隆庆志》卷一)

 

    17．一四一六年。“(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赐复三年。”(《明史-成祖本纪》)

 

    “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二千三百余户于保安州，免赋役三年。”(《明太宗实录》卷一0三)

 

    18．一四一七年。“(永乐)十五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申外山等诣阙上雷‘乞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等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依例输税，庶不失所’，从之。仍免田租一年。”(《明太宗实录》卷一O六)

 

    朱元璋早在元未战争时期，就已开始建立军事屯田。明朝建立后，为了恢复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在民间大力推行屯田制，形成军屯、商屯和民屯三种类型屯田方式。军屯又称卫所屯田，可分为边屯和营屯两种。边屯设在边境，守军进行屯田，谓之“且耕且守”，就地生产粮食，以供军需。营屯是内地卫所军的屯田，生产粮食，作为军粮。军屯制规定，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各地田土及生产条件不同，屯军受田数额不一，以五十亩为中制。洪武末年定税则“每军屯一分，正粮十二石，给本卫官军俸粮。”(《明会典》卷十八)明初原额军屯田土曾达到八十九万二千余顷。(《春明梦余录》卷三六)商屯是商人经营的屯田，明初为加强边防，常在边境地区设立军储仓，由内地召募商人运粮，输仓，官给粮价及运费。为方便商人到边地募民屯田，以获粮食，形成商屯，然后回原籍领盐引作买卖，谓之商屯。商屯最早是由山西商人在大同实行的。民屯，明初官府掌握了大量的无主荒地，特别是中原地区，需要移民垦荒或募民屯种，因而实行民屯，屯户的来源主要是强制的迁移民户，洪洞大槐树移民即为重点。其次为召募人户，犯罪迁徙户，民屯田地实属官田，各地根据屯户的丁力，分给田土，北方地区每人可分田十五亩，菜地二亩。在管理上以屯分里甲，纳入府县行政系统。民屯赋税，大致上按官田税额征收。大槐树迁移之民，均由各布政司编里发迁，或有的送户部编里发迁，由后军都督押解迁移各地方州县辖治，移迁之民迁到各地后的屯田以区域屯分里甲，而土著则以社分里甲之别。“土著者以社分里甲。移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亩广，屯民新占亩狭，故屯地谓之小亩，而社地谓之广亩。”(《明史。食货志》)河南、山东、河北等地至今有不少村庄以姓为名以屯为村名的。康熙版《永年县志》卷五载：明初“京东州县则有庄，有屯。土著日庄，迁发日屯。”顺治版《胙城县志》记载村落名称也云“凡名屯、寨者，皆明初迁民”。《明史》卷七十七亦载：“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以村寨命名的村落，为移民居住区。

 

    明代移民有两大类型。一是明初政府组织的人口迁徙；二是人民自发流移，而政府加以限制和打击。这两种迁民在移徙过程中达到新居地后的生活及遭遇很不相同。明初政府组织下的移民，被迁徙的原因，所去的地方，到新地区的职业，均有所不同。一种情形是为开发朱元璋故乡凤阳地方，几十万人迁到那里。二是为解决地少人多区域的失业问题，将狭乡之民迁往宽乡。洪洞大槐树移民到阿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陕西等地，给钱钞备农具，三年内不征赋税。(《明史·太祖本纪》)200多年后顾炎武到河北大名府，了解到当地居民来源于山西的情况，他听魏县长老讲，该县非土著居民占人口的十分之八，睿、滑、内黄等地迁居者也占十分之三，(《天下郡国利病书·北直·大名府田赋志》)以此想见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之多。后世河南、河北人说起祖籍，往往提山西，并形成俗谚“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人民因为天灾人祸被迫无奈地自行流徙也有两种情况。一是因旱涝天灾，没有收成，在本地无法生活，就到外乡逃荒，渡过青黄不接之时，回到本土，继续生产和生活，这种流动是暂时的，即在家乡留有耕地，或只有少量的土地，但很贫穷，官税私租，以及高利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于是为了获得自己的耕地，为了逃避繁重的赋役，寻找一片乐土，背井离乡，进入移民的行列。明朝中期，由于土地兼并和赋役苛重，迫使相当数量的人民离开故土，出现严重的流民问题。流民移动，有的离原籍较近，有的很远，形成分散各地的移民区。但就全国范围讲，流民多向中国腹部山区移动，就是河北、河南北部、山东、陕西北部、四川及长江中下游湖北、湖南北部。移民在路途上的生活，明人李松写的《流民叹》有生动的描述。他写道：“侧侧背乡井，迟迟行道侧。”这是上路时的情形与心理，对熟悉的故土难舍离，但还是狠狠心告别了。同行的是妻子儿女，一个个因为饥饿，脸上都是焦黄的。往哪儿去呢?“闻道大河南，人家富黍稷。”这是一个农民，听别人讲南方好，就朝那儿奔。肩上挑着破烂家私担子，走不快，但是心里很着急，恨不得立即到了理想境界。饥饿时拿出带的干粮啃几口，边走边吃，哪有钱找个饭铺享受一餐呢!道路上风尘扑面，身上的衣服尽是落的土，像个黑泥人。走到天黑，卧在荒郊野外。由于白天奔走的疲劳，加上无家可归的烦愁，哼哼叽叽地难以入睡。伤心到了极点，感叹人生固然有许多痛苦，但是以没有家为最可怕。第二天爬起来又走，如此走啊走，像被飓风刮动的浮草，像没有树林的上空的飞鸟，哪儿是个安身之处呢，还不知道。全家人回头往北看去，离开老家已经渐渐地远了。一路之上，饥肠辘辘，心情沉闷，备尝艰辛，熬到尚不知是不是乐土的新处所。

 

    从正史资料来看，没有明确记载在山西洪洞大槐树下集中移民，但记载迁移山西平阳府之民有多处，洪洞是平阳府人口大县，洪洞古属杨侯国，隋义宁年间置县，至宋金之际，洪洞县发展成为山西南部首屈一指的经济文化鼎盛之区。郑滋《大宋晋州洪洞县重修后土庙记》云：“洪洞晋之上邑也。山水田环，林木交映有足观者。至于人物之盛，皆冠邻壤，故虽佛僧神祠，亦号佳绝。”(民国版《洪洞县志·艺文志》)金朝时，平阳地区文化发达，有名的藏书楼在洪洞县建成，时人孔天鉴在《藏书记》中称赞：“河东之列郡十二，而平阳为之帅。平阳之司县十一，而洪洞为之剧……邑居之繁庶，土野之沃衍，雄冠他邑。其俗好学尚义，勇于为善，每三岁大比，秀选辈出，取数居多。”(《金文最》卷二十八)经济富足，人口众多，科举发达，人才辈出，这种情形一直保持到明初，据成化版《山西通志》载，除临汾县外，洪洞是平阳府属县内户口最多的县。洪洞县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乔逢辰《惠远桥记》称：“洪治隶平阳，壮哉县也，其始为城者，适当大路要津，骅骖之所奔驰，商旅之所往来，轮蹄之声昼夜不绝。”(民国版《洪洞县志·艺文志》)、(安介生《山西移民史》)明时的洪洞广济寺大槐树旁是地当南北的交通官路，明朝官府选择在洪洞聚集移民然后再行发遣到中原各地区，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我国北方地区，数以万计的民间家谱、碑文资料有详细记载，在地方志中如《温县志》、《宝丰县志》、《宁阳县志》、《丹风县志》、《商南县志》、《山阳县志》等都明确记载了在山西洪洞大槐树下集中移民。民国版《孟县志》关于洪洞移民的记载称：“然证之故老之传述，考诸各姓之谱牒，则实确凿可据。且当日户部所给之迁徙勘合，光绪初年，民间尚有存者，故补录之。”600余年来，亿万移民后裔，他们祖辈相传，均言祖籍洪洞，从大槐树下迁移。且每年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约有20万人次来寻根祭祖，他们在留言簿上，恭敬登记留言，在祭祖堂祖宗神位下虔诚罗拜，确为大槐树移民后裔。可以肯定的说，历史文献有明确的记载，地方志、家乘、碑文有详细的记述，亿万大槐树移民后裔有众口一致的确切传说，大槐树处有遗址实物的文物留存，可以断言，明朝洪洞大槐树集中移民是毫无疑问的历史事实，是应在中国历史上大书一笔，得到它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