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木草堂，出著名学者康有为于光绪十七年(1891)在广州长兴里创建。康有为出身子书香门第，自少淹博旧籍，并读过一些家藏的西方书籍，从小就立有远大的志向。十九岁时师从当时名儒朱次琦于礼山草堂，苦读三年。后来历游香港、上海，接触到大量的西书，自称“新识深思，妙悟精理，俯读仰思，日新大进。”(《康南海自编年谱》)面对民族的深刻危机，他萌发了学习西方之长，实行维新变革，挽救民族危机的维新变革的思想。光绪十四年(1888)冬，康有为毅然进京上书变法，不但没有任何结果，反而遭人讥讽。光绪十六年(1890)春，他举家迁往广州，并开始讲学。由于他以布衣上书的名气很大，致使当时正在学海堂书院读书的陈千秋、梁启超等人纷纷前来请益，并为他的学识所折服，愿为弟子。这时，青年学子也慕名闻风而来，康有为应陈、梁之请，便租赁长兴里邱氏书屋，正式开办学舍，创建万木草堂。

　　万木草堂创办之初，康有为就主张“脱前人之窠臼，开独得之新理”。草堂的命名，就离有培植万木、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意思。1891年3月，康有为撰写了《长兴学记》作为万木草堂学规，以《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纲，对学生施以德、智、体教育。在德育方面，康有为提倡厉节、慎独、主静、养心、检摄威仪、敦行孝梯、崇尚任恤、同体饥溺等传统道德修养，其中的内容仍然没有脱离封建教育案臼，但他的目的则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从而发奋图强。在智育方面，当时万木草堂开设四种课程：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考据之学和词章之学。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之学、宋明理学、泰西哲学等；经世之学，包括有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应用学、群学等；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等；文字之学(词章之学)，包括中国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这些课程，虽然还是以传统的学术为主干，但与当时专学八股、帖括词章的传统学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正因为万木草堂是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为体，以心学、西学为用，所以它的讲学也颇具特色。这表现在：一、中西学术结合。在讲义理之学的同时，又讲泰西哲学；在讲考据经世、文字之学时，往往增讲万国史学、地理、数学、格致群学、外国语言文字等西学内容。二、重视体育。除规定上体育课之外，康有为又将体育与习礼结合起来，寓体育于礼仪音乐之中，并举行兵操和射击练习。三、推崇今文经学。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认为，历代统治者所崇尚的古文经典都是“伪经”，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用以“饰经佐篡”，是替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提供理论依据，应称之“新学”；“新学”谬托圣人而捏造的“伪经”，完全湮没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和“托古改制”的原意。康有为借考辨今、古文经典的真伪，来攻击清朝统治者所祟奉的古文经学，以动摇封建主义的理论基础，打击顽固派“恪守祖训”的思想根源，为变法维新扫除思想障碍。四、重视陆五心学。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宋明理学时，着重讲陆九渊和王守仁的心学，这也是万木草堂讲学的重要内容。梁启超著草堂弟子籍时，曾向康有为请教“为学方针”，康有为即回答：首先教以陆王心学，而后讲一些史学、西学。这是因为当时的士子，一无所志，又无所知，唯利是图，“唯帖括之学”，思想受程朱理学的束缚。他讲陆王心学，就是重精神，贯德育，强调发挥人的主观精神作用，从而培养出了陈千秋、梁启超、徐勤、韩文举、曹泰、麦孟华等一批著名的维新变法人才。 由于万木草堂明确提出中体西用为办学宗旨，而且采用中西并重的教育内容。对当时的书院教学影响很大，后来梁启超在湖南主讲时务学堂时，基本上因袭了万木草堂的办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