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利玛窦进入中国传播天主教。1582年（明万历十年）他在北京向万历皇帝进呈自鸣钟等物，并以迎合中国风俗习惯和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等方法作为手段，结识了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发展天主教，奠定了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基础。其中最具影响的当数礼部尚书徐光启，徐领洗入教。山西人韩霖深受徐的影响，举家奉教。据文献记载，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意大利人艾儒略第一个进入山西传教。艾入山西后，在韩霖的帮助下入住绛州（今新绛县），历时四载建一小教堂，这是山西有天主教堂的开端。1633年（明崇祯六年）天主教传入太原，二年内即授洗 200人。

古城营村有天主教的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村中人信仰天主教也分两种方式：一种是书香门第之家，他们受到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对西方的器物及科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加之朝廷对天主教传播的鼓励，他们为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在外国人的驱使下，加入了天主教会。就比如古城营的孙家，他们家于明末清初时从小店区孙家寨迁到了东城角，孙家祖辈是知识分子，当时全家兄弟三人都信了天主教。另外一种是由于西方天主教神父来华传教，他们先用物质利益诱使村人信教，给村里最贫穷的人分发粮食，使他们感受到天主的温暖，渐渐也信了教。不过由于这个原因信教的在当时并不很多，比如现任会长的闫家就是这样。据闫会长说，他们家祖辈很穷的，家里都揭不开锅了，外国人到村里，给他们粮食吃，他们渐渐就信了上帝了。在这两种方式中，第一种算是此段时间的代表，也是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典型方式，而后者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方法，帮助天主教在民间获得乡人的好感。而且，在这个时期中，一定程度上，由于在思想上有了深入理解，所以前者的信仰比后者更坚定。

这个时期是天主教正式完整的传入中国的第一个阶段，虽然它受到种种排斥和阻力，但实际上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据《中国教案史》记载：“1627年中国天主教徒13000人，1650年竟达到150000人。1664年，教士们向教皇报告说，有30位耶稣会士在中国各省传教，已建立的教士住院42处，教堂159座，教徒248180人，平均每年增加新教徒7000余名。在这些人中，有许多是当时朝廷要员，甚至封疆大吏。据1636年统计，明朝的天主教徒中，一品大员14人，进士10人，举人11人，生员300余人。

　　天主教自唐代起就企图进入中国，但直到明朝中后期才有所发展，这当然和中国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教士的进入方法。在这方面，利玛窦无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开创了日后200多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一方面用汉语传播基督教；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博取中国人的好感。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的习俗保持宽容的态度。他容许中国的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敬孔。据他的了解，这些只属尊敬祖先的仪式；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利玛窦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但他亦认为天主教的“神”早已存在于中国人的思想，因为中国传统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没有分别。利玛窦本人更穿著中国士人服饰。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跟随他到中国的传教士所遵从，称为“利玛窦规矩”。

虽然天主教的这种传播方式给它进入中国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使它能在短时间内得到人们的认可，但是同时也为有隐患。一方面，由于利玛窦把“上帝”和中国儒家的“天”的观念相结合，并且不排斥在此基础上对“天地”、“祖先”、“孔子”的祭拜，使得人们把中国传统中“神”的观念与唯一的人格化的“上帝”观念相混淆。天主教在山西绛州传播时，时任刺史的雷翀曾发出公告劝民信教：“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相传所谓事天帝事上帝者是也。先儒解曰，上帝天之主宰，今人以所见之苍苍者言天，是犹称帝王曰朝廷也。即至愚之人，不识不知，未尝不曰天爷、曰天命、曰天理，曰听天，曰靠天，曰天报，可见性中带来，原非勉强。”从这可以看出，天主教进入山西的理论基础并不牢靠。另一方面，由于传教士对中国祭祀活动不加限制，使得在天主教会内部引起争议。这也为后来的教案事件埋下伏笔。

　　在这一时期的传教活动中，来太原传教的都是耶稣会（天主教的一个修会）教士，他们秉承利玛窦的精神，从上下两条路线同时入手。于上层社会中，他们通过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经史，把天主教义同儒家道理融会贯通；同时，他们努力介绍西方文化，从西洋带来了世界地图、时辰钟等，使中国在天文、历数、地理等自然科学上开启了新局面。传教士们在文化思想上继承中国传统，在科学器物上又给中国带来了新鲜血液，自然受到知识分子们的一致好评。而中国当时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并不独立于统治阶级，取得了统治阶级的好感实际上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天主教有继续发展的空间。传教士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在中国基层社会有一定的物质保障，使得他们能够有富余的力量帮助穷人。于下层人民中，传教士一般辅以粮食住房传播教义。时值明末清初，战乱不断，征兵、赋税频加，百姓的日常生活更是无法保障，而传教士们能给人们提供粮食和住所，人们在物质上接受了天主的赐予，在精神上也得到了温暖——天主教的平等精神使他们不再受歧视，他们自然会信奉天主教。

从天主教开始传入之时，就出现举家奉教的特点。在古城营村，孙家、闫家都是举家奉教的，其他几家也都是这样。在当时全中国也是这个特点，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也都举家奉了教。这一特点和中国传统家庭观念有关，也和天主教精神有关。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把家庭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单元，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在中国，鬼的观念即由此而来。家庭各成员的命运是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尤其对好的东西，要一同分享的。并且，在封建社会中，女人和孩子没有独立的地位和自主选择的权利的，他们往往依赖于家中主人的背景，并且被其所支配。天主教不同于佛道，以出家修行、享受来世极乐为教义被中国普通民众所理解，天主教强调现世生活，以遵守现实的道德规范来侍奉天主，而天主则以现实的幸福生活来回馈教众，一般不提倡过隐修生活。天主教教义中有明确规定，子女的权利是父母授予的，所以孩子一出生就要受洗入教并学习天主教知识。天主教不同于新教，它有传统的延续，并有统一的罗马教廷对全世界天主教徒进行管理控制。他们为信众制定了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系列仪式，包括圣洗（出生后几天）、坚振（成人礼）、婚配等七件圣事，这些都是伴随着人的成长而来的，正因为如此，在生死婚配等人生大事中，教义对信徒们的规定使得他们必须遵守，同时，生死婚配又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整合，所以，教义的限制实际上至少作用了以一个人为代表的基本家族，有时甚至能波及到一个阶层，如此一来，传教速度之迅猛即可见一斑。
第二阶段：禁教时期

　　从1716年（清康熙五十五年）始至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止是清政府禁教时期。康熙晚年，罗马教皇克来孟十一世作出了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与“尊孔祭祖”的决定。康熙见了“禁约书”，发出了“禁教”令。康熙说：“览此告示，只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人的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与和尚、道土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见肖若瑟著《圣教史略》第二册92页）。

　　虽说是禁教，但在这一段时间，天主教只是转入地下，仍有所发展。这是因为清初皇帝对于西洋科技的重视，凡精于历算、测量等技艺并且遵守“利玛窦规矩”的教士，都可以获准留在中国。另外，乡间教士曾给村人带来物质和精神的满足，教民的护教热情很高。

　　在山西传教的教士一直以来都是耶稣会士，他们继承并遵守利玛窦传统。从1620年第一个进入山西的艾儒略到禁教前的最后一个主教张安当，他们都是耶稣会成员，他们对传统礼仪采取宽容的态度，既尊重中国文化，又对百姓施以仁爱，以忠孝劝人为善。这些早期的传教基础使得山西在1705年到1716年这十多年间虽没有主教但宗教活动仍然能有秩序的进行，可以说天主教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同时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天主教在这段时间中新入教群众并不多，其自身发展规模也很小。但这段时期，人们的爱教护教热情高涨，宗教归属感也大大增强。

　　在这段时间中，山西天主教政策发生了变化。由于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祭天敬祖，维护“利玛窦规矩”的耶稣会于1773年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主张“清洁教会”的方济各会。他们遵守罗马教廷的圣谕，对中国信徒进行教育，提出“不许入孔庙行礼”、“不许入祠堂行礼”、“不许在家中、坟上或吊丧之事时行礼”、“不许与别教人还礼”、“不许留牌位在家”等等规定，天主教会的真正制度由此而建立起来。当然，这遭到了清政府的反对，矛盾激化导致战争爆发。

　　第三阶段：战争中发展

　　1844年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58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与清廷缔结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天津条约》第十三款中规定：“凡按第八款，备有蓝图印执照安然入内传教之人，地方官分必厚待保护。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在《北京条约》又加入“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条文。道光帝被迫废弛了“禁教”令，天主教又从地下走出，获得了公开传教的自由。
 

这段时期，天主教在农村传播的很快。在意大利方济各会教士艾士杰任太原主教期间（1876~1900年），太原南郊区建立起了很多天主教堂，其中包括古城营天主堂。这是村中第一座天主教堂，名叫“君王堂”。位于今天主教堂院之东部，与村中九龙庙临近，坐西面东，设在乡间小路旁。清朝中后期，村里来了第一位外国传教士。当时全村教徒已发展到近150人，其中信教最早、人数最多的是闫家一姓，其次是董姓、王姓、孙姓、段姓等，还是以家族的形式奉教者多。

　　在战争时期的传教主要是以物质诱惑为主，传教方式多样，信仰人数剧增。由于清政府战败，需要割地赔款，加紧了对人民的剥削，村里很多人都受到迫害。这时的传教士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他们给村里信教的人大米和白面，如此一来，很多穷人都领洗入了天主教。除此之外，姻亲关系也是传教的一种。天主教教义规定，不许与外教通婚，要想结亲必须入教，很多人因为与信教人有了婚约，也都跟上信仰了天主教。因为祁县与运城有姻亲关系，祁县与周围八县都有交往，这样一来，附近南八县都信仰了天主教，其中也包括古城营。还有一种方式，在战争期间，消息的传播多是靠出去经商的人实现的，所以商人的地位比较高，影响也很大。村中做生意的人在太原得到信息，知道在战争期间信仰天主教得到实际生活中的种种利益，所以他们多劝人奉教。

　　虽然入教的人数增加，但是教徒的质量却大大下降。由于村人信教原因多是出于功利的考虑，再加上这一段时间外国势力在中国获得很多特权，使得村中的流氓、恶霸都假意信仰，实意横行霸道，引起了村人的普遍不满。

　　这一时期是天主教在村中传播最快最广的时期。这时人的信仰多是因为要避难才产生的，人们或因要得到粮食，或因要繁衍生计，或为躲避清政府的征兵税务，或因免受战争的痛苦，总之，这时发展的信徒对于教理的掌握非常欠缺，他们只希望过上一种安定的日子，至于精神上的信仰，他们还无法达到。然而，正是这些人成为了古城营天主教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信仰方式也就决定了后来天主教会的发展方式。
第四阶段：义和团运动及披麻戴孝事件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太原爆发了“反对洋教”的义和团运动。当时，在太原南郊区有很多村里都有天主教堂，奉教的人也很多。古城营村大概有150人左右，村里信教最多的就是董姓，其次是闫姓、孙姓和段姓，但是孙、段两家都有钱，得到消息后都跑出去了，所以没有太多人遇难。而董姓家人却全部都被杀害了。据村中信教老人们讲，他们听祖辈们说，当时教难相当惨烈。

　　8月13日（光绪26年），南城角义和团首领胡兴元率麾下数百人攻破古城营教堂，将堂内132人杀死，又放火烧了天主教堂。当天，人们在天主教堂集会，义和团来人干预，人们就把棉被弄湿，包在教堂的周围。教堂中有一个神枪手，他站在教堂的高处，只要义和团的人一露头，他就能把他们打死。后来，西寨来了个人，说是那神枪手的师兄，他知道他有一个毛病，就是当他打完之后，他一定得看一看，这一看就暴露目标了。义和团的人知道了这个消息，趁他不注意把他打死了。他这一死，教堂就受不住了。义和团的人冲到门口，在墙上打洞，把教堂里的人都烧死了，据说当时有132人在教堂遇难，只有几人侥幸逃了出来。

　　据闫会长说：“1900年教难时，闫家五兄弟都被杀害了。老大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老老爷爷逃了出来，他当时只有十几岁大，躲到了河沿后面的菜地里，晚上的时候被领到西山，最后逃到了洞儿沟。因为那里地势高，人又多。教友们在山上把果树砍下做出炮的形状对着山下，义和团的人就都不敢轻举妄动了。后来，他回到了古城营，由于最早奉教并且亲身经历过教难，所以在教友中更有权威，被人们推举做了会长，把天主教一代代传下来了。”

　　时任会长的董博弟，因不受官府利益诱惑，举家殉教，董家39口无一幸免。闫家丧命42人，张、任、郭、李、段、刘六姓共丧命51人。村中孙家也是信仰天主教的大户，但因其与官府关系密切，在义和团运动之前就得到消息，雇人将自家财产连同族人一并迁往洞儿沟教堂，使部分教徒免遭灾难。1908年，孙学谦篆刻了四块青石纪念碑。碑文详细介绍了殉道史实和殉道者的芳名，并在当时于圣堂东修建一处“致命堂”，供教友来此朝圣、祈祷。文革后期，圣堂被烧，此碑曾一度流落街头，幸好有时任会长闫义冒着生命危险巧妙地将这四块碑埋藏在当时正修建的离圣堂不远的防渗渠内，并以地面参照物及数步法记住其位置告诉了孙儿闫增喜。宗教政策落实后，1989年建现圣堂时，由现任会长闫增喜（闫义孙子）携众教友挖掘出石碑三块（姓闫家的一块不幸丢失）。

　　古城营教难之所以如此惨烈，究其根本在于战争带来的危机。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后，他们瓜分中国的意图日益明显，不再只是单纯地为传播信仰而来，清政府抵抗的失败，导致中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从而造成中华民族在信仰、民族、生存上的三大危机。在信仰上，人们传统上的“天地神”“土地神”“九龙奶奶”（民间信仰的地方保护神）不再对人起保护作用了，相反，天主教的“上帝”却能使洋人获得胜利。在民族问题上，外国传教士的地位一下子提高起来，他们拥有很多特权，而且受官府的保护。在生存上，由于教会勾结官府，教民与百姓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人们的仇视心理逐渐加强。加之教徒本身素质不高，教育不够，他们有些倚仗教会的势力在村中为非作歹，早已引起人们的不满。

另一方面，古城营反天主教如此激烈，与当时的山西巡抚毓贤有直接关系。当时，山西府设在太原县内，也就是现晋源区，离古城营村不过十几里距离。山西巡抚毓贤早年任山东东昌府知府，对天主教深恶痛绝。及升山东臬台护理巡抚时，积极扶持大刀会，以扶清灭洋，仇杀教士、教友为宗旨。1900年3月，奉朝令调来山西作巡抚。上任伊始，即以仇教为当务之急。而古城营距府衙如此之近，自然清除的彻底。

　　这次教难对于天主教在村中发展的影响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使村中人自然地分成天主教徒和非教徒两部分，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首先，对于天主教徒来说，他们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官府与村民相互勾结的邪教组织，无理由的杀害了天主教徒。在孙学谦先生写的《致命堂碑文》中这样写道：

　　且夫八卦白莲等教，由来久矣。乾隆嘉庆间，往往严禁，未绝根株。延及光绪，又起大刀会。至庚子改名义和拳。实白莲八卦教之流。且更值李秉衡、毓贤、刚毅等，纵放匪胆，勾引村恶，群起附和，动辄千人。名为扶清灭洋，实则祸身亡国。借仇教以图发财，灭村亲以招怨谤。似此杀戮良民，烧毁房屋，真教殉难，伪术迷人，几至邪正莫分也。讵意不几日而避难者荣登天国，创难者牵入魔网，神人为之隐痛，教友为之显扬。回思庚子之拳匪，刻下大则亡身败家，小则辱亲绝后。至今甫越八载，直笔于石，用垂不朽。切望尔辈睹斯碑以悔过自新也。是为志。

　　然而，激战之惨烈使得幸免的天主教徒奉教热情高涨。对内，他们对于天主教事业更加忠心，对与自己同样被迫害的天主教徒有兄弟般的情谊，集体归属感特别强烈。对外，他们仇视乡民，尤其仇视村中信“九龙奶奶”的人，他们认为这不只是一场政治运动，更是一场宗教迫害。到第二年为天主教徒平反时，勒令九龙庙的人为死去的天主教徒披麻戴孝，从那时起教徒与普通村民便结下了仇怨。

　　另外，站在村里人的立场上看，由于长期以来天主教徒在外国人的保护下拥有很多特权，教徒与民众的矛盾较深，村人自然对天主教徒有敌对心理。在矛盾爆发时，村人更多的是受到义和团的领导，自主攻击能力不强。但在平反时，教徒们却倚仗外国势力，让参与运动的村民为死者披麻戴孝，承认受难死去的人是村民的祖宗，这对有中国传统观念的人来说是奇耻大辱，在村中造成很恶劣的影响，使得村民和教徒之间更加敌对。到现在为止，村中很多人仍记得这段往事，并对天主教徒耿耿于怀。

从教难可以看出，天主教当时在村中虽然有所发展，但数量上还只是一小部分，没有在全村范围内产生影响。天主教自身发展有进步也有欠缺，进步之处在于，它拥有严密的组织性，信仰者宗教热情高涨，能够使其甘愿为教牺牲生命；然而欠缺也很明显，天主教徒组成自己的团体，与村人的联系很少，在村中也没有地位，信徒没有被村人所认可，以致几乎全部教徒都被杀害。

村人和教徒之间的矛盾虽由来已久，但自披麻戴孝事件发生后，两者的冲突才明显表现出来。披麻戴孝事件是村民与教徒之间关系改变的重要标志，直接影响了此后一百年中教徒与村民的关系以及天主教在村中的传播。

第五阶段：从义和团运动到文化大革命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廷与列强签署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并对遇难者家属发放抚银。其时，村中天主教徒幸存数十人，包括先前逃出去的孙家、段家还有在教堂中幸免遇难的几个小孩。由于天主教徒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全体都信教的，所以在经过教难之后，可以说在村里整个家族的人都死了，他们的房子和地也都空了下来。村中对于死人犯忌讳，都不敢住，只好让邻村的同宗亲戚搬过来住，搬过来继承房产的多是天主教徒，其中最主要的当数梁、任两家。两家更从家族中分出一支，大概10人左右，从外村搬来古城营居住，并帮助处理教难后事。据梁会长梁三秃讲，梁家是从西柳林迁过来的。在光绪26年教难以后，古城营中的梁家人都被杀害了，留下了房子和地。西柳林的梁家与古城营的是亲戚，就派了比较贫穷的一家过来了，这就是梁会长的爷爷。当时，梁家大概过来了十几个人，梁会长的父亲梁全贵只有八岁。他们家的地就在教堂的南面，隔着一条胡同就是教堂的正门。

　　1902年村里就恢复了宗教活动，但都是在原来旧堂举行的。新堂是1917年建起的。这座教堂位于原教堂之西，坐北朝南，宽五间18米，深三间10米，名曰“耶稣君主堂”。堂院东西各有厢房3间，堂院之南有一大两小三座堂门，临小胡同。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教会与村民的关系还挺紧张，因为披麻戴孝的事情，村人对天主教还是很排斥的，虽然有了新的教堂，但教徒们也不敢太张扬，只是在每个周日例行做弥撒，过天主教的几个大型的节日。那时，村里只有七八十人信教。

　　新中国成立以后，天主教徒和村民的关系稍有缓和，直至1965年，全村有教徒120余人，先后有3名神甫。但是，天主教在村中的地位还是很低的，村里人也排斥天主教徒，据闫会长回忆，他小的时候在村里的学校上学，很多同学都瞧不起他，经常欺负他，就因为他们是信天主教的，同学们都觉得他是异类。

　　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天主教停止全部活动。村内红卫兵将教堂钟楼、十字架及其他装饰拆除，天主教堂被生产大队收回。1969年“三反”运动中，又将天主教堂拆为平地。在文革时期，村里的古建筑都被破坏，包括九龙庙、天主堂、观音庙等，但因为红卫兵都是当地的人，他们难免有所偏袒，执行时对九龙庙只是表面上的破坏，而对天主教堂则是连根拔起。据村里老人回忆，文革时期，天主教徒都被戴上纸帽子站在台上接受批斗，每天的活动要受人们监视，不能举行弥撒，不能念经，甚至都不能向上帝祈祷。他们接受的“劳动改造”比村里其他受批斗的人要多得多。

　　这些迫害活动使得一部分人背弃了天主的信仰，但同时也使得很多人更加坚定。村里的孙锦阁老先生就是如此，他年轻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因为宗教信仰，受到好多迫害。孙先生从小就接受了天主教信仰，自然而然形成一种习惯，在生活中按照天主教的规范行事。他从小在太原上学，一直到工作都在太原，这时都一帆风顺。到毕业时，787部队来学校选人，只有很优秀的才能被选走，先生就被挑走了。那时候人们都特别羡慕他，能进入这么好的单位去。可是到61年那时，政治环境紧张，反右倾活动开始。因为孙先生有天主教信仰，所以他就被无情的拒绝了。后来又给调到洗煤厂，被认定为“一级分子”，还把户口遣回原籍农村，连城市户口都没有。在文革时期，他还由于信仰被归到“后五类：地富反坏右”中。他说：“这些经历对于一个只有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太残酷了，而且我不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工作中都是一流的人才，为什么遭受了如此非人的待遇？”因为这些事情，使得孙先生觉得天主教信仰给了他心灵上的安慰，在他困难时给他力量，他对天主的信仰非常虔诚。
第六阶段：宗教信仰自由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村里就恢复了宗教活动。古城营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根据国家宗教政策法规，于1983年将天主教堂旧基归还教会，经过五年时间于1989年新教堂建成。在没有新堂的时候，村里人每周的弥撒都是集中在村民家中的院子里做的，弥撒时间不长，是神父用拉丁语做的。以前的神父都是以拉丁语作为弥撒的主要语言，根据罗马教会的规定，只能用拉丁文念经，不能使用各地语言。由于文革时期天主教神父培训出现断层，80年代宗教信仰自由后，老神父仍然以拉丁文做弥撒，村里教徒也学习拉丁文回应，但都只是简短的几句话。做弥撒时，不需要教徒的太多参与，人们只是跪在地上听神父念经，偶尔答几句话而已，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
 

　　1989年新堂建好，它坐东面西临大街，与九龙庙直对，南北宽12米，东西长27米，占地324平方米。中间钟楼高27米，两旁尖楼略低，钟楼下正门之上刻有“万有真原”四字，两旁边门顶有“知恩”、“报本”字样，起名为“耶稣君王堂”。整座堂院东西30米，南北16米，占地480平方米，临街大门上刻有“慈爱”二字，堂院东南盖小二楼一座，为办公场所及神甫休息处，院西南盖有南房两间及小厨房，为守堂人食宿之用。其时，村里有教徒300多人。

　　在89年建堂以后，宗教活动开始蓬勃发展，各种节庆仪式增多，又相继成立管乐队、民乐队。以前只有每周日有弥撒活动，现在，天主教还过四大瞻礼节和八小节。以前虽然也过这些节日，但形式比较简单，就是教徒们集中起来在教堂做弥撒，为了表示喜庆，弥撒时会用民乐、管乐伴奏，这就是乐队成立的原因。后来，信仰天主教的人多了，人们渐渐把仪式办的更大了，最显著的就是复活节、圣诞节和游圣体三个仪式。

　　复活节是教会信仰中最重要的节日，它是为了纪念耶稣重生的日子，具有很重大的宗教意义。复活节是在每年春分月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由于人们工作的原因，集体弥撒都是在晚上举行。晚上人们聚到教堂做复活节弥撒，根据教会礼仪的规定，唱诵特定的诗歌，念复活节经文。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有新教友领洗入教，虽然在一年中可以随时根据意愿领洗，但人们大多都选在复活节这天。整个庆祝过程大约能持续到晚上10点左右。

　　而圣诞节却是最热闹的节日，在24日晚上，教友们燃放焰火，组织文艺晚会等等，活动一直持续到午夜。晚会活动是一项创举，自1999年才有，起初是因为附近其他村里的天主教堂有办过此类晚会，随着本堂教徒的增加，人们也办起了晚会。庆祝仪式一般是从24日晚上开始，因为根据犹太人的传统，黄昏6点过后就是新的一天了。为了营造喜庆的气氛，村里的年轻人会买下烟花爆竹，在教堂院子里燃放，这渐渐成为一个规矩定了下来。放完烟花后，文艺晚会开始。以前因为教堂较小，晚会的舞台都是临时用木板搭起的台子。自从天主堂扩建之后，人们把堂南墙边的台阶作为舞台，观众们则坐在搭在院子里的棚子下面，以避寒风。晚会的节目由教徒们各自编排，大概组织30多个节目，其中包括小品、歌舞、合唱、器乐的各类形式。教会还会为观看节目的人煮些羊汤或者元宵，起初，羊汤是给外村教友准备的，他们大老远过来表演节目，教会给他们做羊汤驱寒。后来渐渐地，村里年轻人自己买羊，炖两锅羊汤给所有参加晚会的人喝。如今，不光有羊汤，还有苹果、糖块、瓜子等分发。整个晚会一直持续到12点，当午夜钟声敲响的时候，人们进堂做圣诞节弥撒，庆祝活动到此结束。

　　教中另一个与外界联系的节日就是圣体圣血节，这在天主教中是八小节之一，但在村中却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在这一天，教徒不光要做弥撒，而且要组织“游圣体”活动。所谓“游圣体”，就是由神父把乘装耶稣圣体的盒子在村中游行一圈，以便宣传耶稣的精神，让更多的人了解天主教。这个活动是从1996年在村中开始的，以前都是各堂区派车把圣体带到各堂口，供人们瞻仰，但这样做不能使教外的人有接触圣体的机会。后来，信徒多了，人们的热情也高涨起来，在神父的倡导下，人们在村里开展“游圣体”活动。开始的时候，“游圣体”的路线很长，从教堂所在的五队，一直穿过马路，到路对面的三队，过程中作3站停留：一是三队孙家门口，（除了教堂附近信教村民多外，三队是信仰天主教人最多的一个，而孙家又是村里信仰最早的人家之一）二是村中公路十字路口处，三是教堂西面梁家场院。自2008年起，由于村中九龙庙复兴，神父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加之公路上的车流量增多，占用马路影响车辆通行，所以，在神父的倡议下，“游圣体”路线改在教堂周围，不穿过马路。整个过程中只在西面梁家场院停一站，在停下的时候，做一个小型弥撒。整个仪式很隆重，游行队伍很长。最前面由一个卡车开路，车上放些弥撒必要的物品，还有锣鼓队演奏，他们是今年刚成立起来的。这之后是女子管乐队，她们吹奏赞美天主的乐曲，配合锣鼓队。后面是由孩子们组成的舞蹈队，她们身着粉红色彩裙，手腕脚腕上都系着彩带，边走边做一些简单的舞蹈动作，表示迎请耶稣圣体。再之后就是护持“圣体”的人们了：紧跟舞蹈队的是有四个十几岁的孩子，其中两个女孩手持花篮，沿途为圣体撒花，另外两个男孩手持香炉，在撒花之后用香薰圣体。“圣体”队伍是以神父为中心的，周围四个人撑起一个正方伞，伞下有7个人，最前面是两个拿着烛台的小男孩，后面是神父，他举着圣体，在他的周围还有四个拿着盆装乳香的人。这些人们都穿着白色的长衣，意为洁白无瑕，干净无染。在圣体的主体后面，是穿着入教领洗的棕色衣服的人们，这些人多是中老年人，他们手里拿着经本，沿途念经。这之后就是普通信徒了，他们在衣着上与常人没有区别，只是跟着圣体游行，不需要做什么。在这个队伍的两侧，每隔5米左右就有两个年轻人拿着天主教的大旗，旗是白底彩边，上面写着赞美天主的句子，作为护队的标志。

　　中途停顿时，人们以卡车为祭台，上面摆上花、蜡烛等预先准备好的物品，之后，由神父把“圣体”捧到祭台中间，这时，全体教徒都跪下，先唱一段赞美歌，而后由几个年轻女人各念诵一小段经文，再由神父宣讲一段福音，最后，由神父领着大家祈祷，祷词跟社会相联系，一般是为祈祷世界和平，国家昌盛等。2010年的节日正好赶上高考，神父在最后也为全部考生作了祈祷。弥撒完成之后，人们把东西收拾好，还是按照先前的次序，依次回到教堂中。整个过程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在“游圣体”前，人们会预先写好几十张长条标语，赞颂耶稣和圣母，把它们贴在游行路线的墙上，游行之后也不摘除，渐渐就成为宣传的手段。
 

　　2007~2010年，天主教堂由原来的5间扩展到8间，占地1000多平方米，采用西方哥特式建筑模型，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在北面又建义烈堂，为纪念在义和团运动中殉道的教友，目前不做使用，只供瞻仰。由于扩展面积，在南面又建一个大门，门上对联为：
　　“全能全知全美善，至公至义至仁慈”
　　门墙上题字：
　　立天地之主宰 肇（造）人物之根宗
　　推之于前无始 引之于后无终
　　弥六合兮无间 造庶类兮非（靡）同
　　本无形之可拟 乃降生之遗容
　　显神化以博爱 昭勤惩以大公（宣仁爱以博化, 理微妙而难容）
　　位至尊而无对 理微妙而无穷
　　注：括号里为原文
　　这些文字都是康熙皇帝赞美耶稣的诗句，以中国皇帝之口说出对天主的赞扬，由此可见，当地人的传统观念之重。最后四句对原文做了删改，以“神化”、“勤惩”为主，表现了天主上帝的神通和公正，这些都是通过他对人事的安排所体现的，实际上是信仰实用性的表征。
 

　　现在，村中约有620人信仰天主教，其中闫家信教人数最多，有210人左右，其次是梁家和段家，其他姓氏的人很少。这三家的天主教信仰都是祖上传下来的，在家族内部，他们谨遵天主教的规定，本着珍视生命的原则，只要女子受孕就必须把孩子生下来。所以，家族人数多，势力大。教堂也会吸引其他村子里的教徒来此礼拜，经常来参加宗教活动的信众将近1000人。目前，教堂中没有常驻神父，现有一名神父负责村中信仰事宜，神父住在古寨，他也是五府营和新东堂区的神父。每周日上午由神父主持弥撒，其余时间神父基本不在，教中事务由会长负责，村里目前有3个主管会长，分别为闫增喜、梁效文和段增光，还有一个女会长，掌管后勤。

　　从村民们的信仰情况来说，实际应用于生活中的比理论上的天主知识更多。据闫会长说，村里人在念经方面做得不多，但人们的热情很高。人们真正把天主的信仰融入到生活中，所以，村里信天主教的有钱人居多。他们很热心生活中的事，把教堂的建设和各种仪式活动都办的有声有色。相反，对于天主教知识和圣经知识，学习的相对较少。每周日的弥撒中，神父在宣读福音之后会给人们联系生活讲些道理，除此之外，全靠个人在生活中的体验，以及彼此的分享。但就普通信徒来说，因为要忙家里家外的工作，所以真正学习天主知识的不多。基于这种情况，教会认识到教育的不足，在堂区的发动下，每年暑假对天主教5~12岁的儿童进行为期一月的“要理班”培训，教他们基本的天主知识，并学习念经、唱赞美歌、手语舞蹈等，有时候也会穿插上一些数学、语文、英语等基础课程，帮助孩子们复习功课。每期要理班中会有堂区派下来的修女或修士，他们帮助教堂教授要理知识。每个信教家庭的孩子都要参加要理的学习，不参加要理班培训，孩子们就不能入教做成人礼，所以，每个假期大约都有三四十人参加。教会以这样的方式把孩子们集中起来，一方面是为了传授天主教知识，另一方面也为村中大人们省去不少麻烦。平日里，很多大人都出去工作，家里无人照看孩子，把孩子们集中到教堂学习，等大人们下班后再接孩子们回家，这样既能免去家长们的担忧，又能使孩子们学习知识，同时，对孩子们来说，有很多玩伴在一起，也不觉得孤单无聊，实在是一举多得。

　　在村中有一个由6个人组成福传小组，大概成立于2002年，组内成员都是村中的妇女，她们主要任务就是向外传教和讲经，并帮助教友解决生活上的困惑。每周五晚上，神父给他们上课，主讲《圣经新约》。现在，她们在周围的几个村里都传播了福音，西寨、古寨、晋源等每年都有了很多人领洗入教。福传小组一般不在村中传教，除了遇到久病不治或不明病因的有特殊需要的人外，对其他村民都不宣传天主教。尽管天主教的传播在外村有很显著的发展，但在本村始终无法扩大规模，据现任会长闫增喜解释说：“村人无法接受天主教原因有三：第一，村中有根深蒂固的“九龙庙”信仰，对天主教的外来信仰无法接受；第二，因为1901年披麻戴孝事件的影响，村人对天主教仍没有释怀；第三，现在，村里的教徒良莠不齐，并不能给人们带来好的影响，不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第一个原因，古城营村现有8000多人，村里信仰天主教的600多人，还有信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总共有大概100人左右，除此之外，都是相信“九龙奶奶”的。而且，像九龙庙这样自古保留至今并且仍能发挥作用的神庙在整个晋源区除了晋祠外就数古城营九龙庙了，其他村庄中都或许有神庙，但都无人供奉，更无人照看。而九龙庙不同，村人每年为九龙奶奶举行两次庙会，还要过九龙奶奶的诞辰，这都是全村的节日，非常隆重。由此可见，九龙庙与村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让村人改变信仰实属不易。但是，她们在外传教更有成效，教堂每年大概有20几人入教。

　　村里还有两个会，一个是圣议会，一个是方济各三会。圣议会是今年成立的，主要成员是村里的中青年妇女，成立的初衷是因为教堂的事务越来越多，管理后勤的会长需要帮忙，于是同神父商定，成立圣议会，以圣母的奉献精神为宗旨，在教堂做些服务的事，比如做饭、打扫等。方济各三会成立时间很久了，主要是教内中老年人参加的，他们在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于弥撒后留下念经、祈祷，不以学习经典为首要目的，更多的是把天主的精神与生活相联系，有时也做些分享，主要还是念经。
 

　　改革开放以来，村里人和教徒们的关系缓解了很多，除了一些老人们还记得披麻戴孝事件以外，大体上人们都是可以和平相处的。宗教信仰自由后，天主教徒有意地在改变与村人之前的矛盾关系。教徒们为村里做了很多贡献，出钱帮助村里修路，运输贩卖蔬菜，修建学校等。由于村里教徒在外经商赚了钱，回到村里后给村委会捐了很多钱，帮助村里的穷苦人们，赡养老人，让失学儿童返校。比如村中欧莱麦特仪表厂的总经理闫万喜就是个天主教徒，他在村里建立博爱协会。博爱协会是帮助村里的贫困儿童和孤寡老人的，使孩子有上学的机会，让穷苦的老人们得到照顾。这个协会是由闫先生出钱，由政府组织筹建的，闫先生去年给它投资了100万，使它能够正常运转。这样一来，村人与教徒之间的矛盾关系基本解决了。虽然彼此信仰不同，但在日常生活上能够相互融合。在新堂建立的时候，由于没有地方存放沙土，就借用了九龙庙空闲的院子，村里人也有来帮忙的。
 

　　尽管如此，但村中信仰天主教的人还是少数，尤其后来入教的人，就更少了。1996年，刘家媳妇第一个入教。她入教是因为当时家里穷困，矛盾也多，她整日和丈夫吵架，感觉非常痛苦。她说：“有一天，我出门看到天主教的人从外面回来，一个个脸上都带着笑，那么高兴，唱着笑着就从车上下来了。我当时就想，为什么他们能那么高兴？天主教就能让人没有愁苦吗？于是，我就上前问他们。和他们接触之后，感觉信天主真的挺好的，后来我就经常到堂里去，虽然没有领洗，但也每周去做弥撒，同时也看很多天主教的书，没到一年，我就领了洗。”这是村里自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信教的。在此后的几年中，陆续也有几家信教，不过人数都很少。其中有一个小女孩，她在上六年级的时候得了肾病综合症，病情严重，身体浮肿，不能吃东西，更不能上学。那时候，医生说必须得换肾才能救治，但是当时他们家里很穷，没有钱换肾。大人们没有办法，实在治不起，一家人痛苦连连。后来，村里教徒们知道了这件事，自发去他们家看她，给她讲天主的道理，并帮助他们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小女孩觉得天主教的人很好，讲的也很有道理，慢慢就信了天主教，也经常在家里念经祈祷。神奇的是，没过多久，小女孩的病不知不觉就好了，身体也不肿了，也能吃下东西了，去医院检查，医生也说没什么大碍了，现在和正常人一样。家人们都感到很震惊，又很感谢天主的恩赐，所以他们全家都入了教。现在距那时已经有10年了，小女孩中间又发过两次病，但都没有大碍。另外一个例子发生在去年，九队有个招了鬼的人，他学狗叫，能隔着墙看到人，他说他见的是四维空间，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后来他找到教会，神父先让他去医院检查，经过医院诊治，他的神经确实没有问题，是一些非人为的因素导致。后来神父为他除了鬼，据教徒们讲：夏天在教堂做弥撒时，神父撒上圣水，按理说应该清凉的很，可是他却大叫烫得不行，像有火烧似的。神父就知道他的身上有鬼，神父跟鬼对话，命令鬼从他身体里出来，过一会，他真的就好了。为此，他们一家四口都信了天主教，这是九队中唯一一家信仰天主教的。

　　现在，天主教的传播在村中并没有发展，最近几年除了九队一家入教之外，几乎没有新教徒。这和村中人们的传统观念有关，村中九龙庙一直存在，人们心中信仰的守护神是九龙庙中的九龙奶奶，对天主教的上帝是敬而远之的。从入教的原因上看，分两种情况，一是由于姻亲关系，教外的妻子或者丈夫都需入教才能完成婚礼；二是由于疾病或异常，正常的治疗都没有用，只能求助于天主教信仰。虽然天主教徒对这些灵异事件并不看重，但他们也会为教徒做弥撒驱鬼。

　　在天主教中，人们没有传统意义上鬼神的观念，这表现在他们对祖先的祭拜上。他们认为，祖先去世后都升入天堂了，不会对人世造成吉凶的影响，人们生活中的事务完全是活着的人自己决定的，死者并不能干预生者。所以，在祭拜上便没有太多的礼仪。村中教徒如果去世了，会找来神父念亡者经，如果有条件，可以请神父组织村中教友做亡者弥撒。如果去世的人年龄在70岁以上，按照村里的规矩，尸体会在家停放7天之后入殓下葬，以土葬的形式为主，埋到自家地里或者村西的坟地。如果死者年龄较小，人们只把尸体在家停放3天或5天。尸体在家停放的七天中，每天人们都要念亡者经，为死者祈祷。在下葬后，就算入土为安了，人们认为这时他的灵魂已经到了上帝那里，所以此后便不再过七。（过七是村中人的传统，在人去世后每隔七天要烧纸祭拜，直到第七个七天）下葬之后的几天里，每次祷告都需要为亡者本人祈祷，之后渐渐融入祷词中，就不需要具体说明了。在天主教中，祭拜仪式很简单，一年之中只有两个主要的。一是每年的十一月二日是追思已亡日，这一天人们集体做弥撒，为亡者祈祷，也可以上坟祭拜，供瓜果点心，鲜花香供都可以，但不能烧纸。教徒认为，烧纸的意义是给亡者送钱，而亡者死后升天已不需要花钱，烧纸是迷信活动，所以在教中坚决反对。另一个祭拜的节日就是中国的清明节，这天，人们按照中国传统行祭拜礼，也是不能烧香，除此之外与普通村民一样，要在坟前摆供花圈、瓜果、酒水、香等，人们集体念经祈祷，也可行跪拜礼。平时之日，家中可挂亡者像，但不能焚香上供，对耶稣像也不用上供。教徒们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在生活中一般没有忌讳的事情，这就使得他们能够放手去做很多事，不必顾虑太多。而在心里上，他们对上帝的依赖和信仰也能使得教徒即使不在意鬼神也可以得到心灵的安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生活更符合现代人的思维，生活的满足感很强。而在村里人看来，一方面，年轻人会羡慕他们轻松快乐的生活，而老年人则会嫌弃他们忘本忘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