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作为一种宗教，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在中国传播和发展已有1300年左右的时间，并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相互影响和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积淀的特殊文化现象，它包摄着信仰体系、社会意识、道德规范、价值观念、民风民俗、语言文字、科学文化成就等极其广泛的内容。
      伊斯兰教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社会文化现象之一。它的最初产生是中世纪阿拉伯半岛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产物，是阿拉伯民族建立统一国家，实现安定与和平的客观社会要求在宗教思想上的强烈反映。从公元610年穆罕默德创教开始，到他逝世之时的23年间，伊斯兰教终于发展成为整个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宗教。后来，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对外扩张和商人们的经商活动，伊斯兰教在将近两个世纪中遂由阿拉伯民族的宗教发展成为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世界性宗教，伊斯兰文化的种子也遂由世界著名的丝绸之路传播到了中国的广大地区和一些民族之中，并在不断吸收当地民族传统文化和社会习俗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文化，成为被传入地区和民族的一种宗教信仰、文化体系及生活方式。
      关于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阶段，学术界意见比较统一，认为由唐初至清朝，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注：宋全成：《伊斯兰文化与中国学术讨论会综述》，《文史哲》，1991年第6期。）。
      第一个阶段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初期，时间是唐初至宋朝。据史料记载，唐永徽二年，阿拉伯的大食国的第三位哈里发奥斯曼的使者经丝绸之路抵达长安，觐见唐高宗李治，并向他介绍大食国的基本国情和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从此，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便连续不断地来华贸易，并居住下来。到了宋代，在京师和各大贸易港口，已出现专供阿拉伯商人居住的“蕃坊”。为了举行宗教仪式的方便，宗教建筑清真寺也陆续建立起来。此时，这些阿拉伯人还没有得到中国人的认同，不被视作中国人，他们所信奉的伊斯兰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只是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外来文化。
      第二个阶段为伊斯兰教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黄金发展时期，时间是宋末至元朝。伴随着蒙古贵族的西征与元帝国的建立，中国与中亚、西亚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陆路交通畅通无阻。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地区的各族穆斯林便跟随蒙古军队大量涌入中国内地，形成了“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此时的穆斯林已不再被当作外国人看待，而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色目人的主要成分，穆斯林的政治地位仅次于蒙古人，高于汉人和南人。这时的伊斯兰教，与当时中国的佛、道、基督等宗教同样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第三个阶段为伊斯兰教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文化时期，时间是明清两代。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伊斯兰教不可避免地受到感染和熏陶。而伊斯兰教欲在中国生存和发展，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也必须吸收儒家文化。明末清初学术界出现了一大批学通四教（儒、释、道、伊斯兰）的学者，他们将伊斯兰教文化典籍用汉文编译，而且引用儒家文化来印证伊斯兰教，从而使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伊斯兰教与儒、道等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有其内在的根由。伊斯兰教与儒家思想同样作为东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在理论思想上有着某些共同点和相通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伊斯兰文化的核心是安拉本体论，论证安拉的独一和真实及其德性；传统文化也承认天帝的存在，两种文化在宇宙观上有类似之处。
      在伊斯兰教中，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论行为，仅次于《古兰经》的地位，它是穆斯林行为规范、伦理道德、生活态度的准则；而传统文化中孔孟的言论行为则是立身处事之本。前者是先知文化，后者为圣贤文化，二者均以先知先觉者为效法的榜样。
      其次，伊斯兰教主张积极入世，礼拜完了就应该散布在大地上耕种、放牧、经营。伊斯兰教提倡“公益”；对人生、社会持严肃认直的精神；而传统文化中孔夫子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以天下为己任，要干预社会政治。
      第三，伊斯兰教产生于西亚封建社会，重视人际关系、伦理道德。《古兰经》、《圣训》中对夫妇、父子、邻里关系的处理有详尽的规定。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二者都具有社会整合、维护社会有机体存在的社会功能。
      此外还有其它一些原因。
      伊斯兰教是以和平的方式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是通过丝绸之路的穆斯林商人逐步传入中国的。唐宋时期中国海外贸易空前繁荣，统治者对外来商人又实行鼓励和保护政策，这也就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并得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后，为求得生存和发展而远离政治。在多数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而且还是一种政治制度，教权和政权密不可分。中国的伊斯兰教则不同，它不仅不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由于信教群众散居全国各地，也构不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因而，面对着具有很大威慑力量的中国封建统治，只能是依附和归顺。
      此外，伊斯兰教还寻找到了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民族载体。寻觅宗教文化的民族载体，是外来宗教文化得以在异地生根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很快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扎下了根。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其中回、维吾尔、哈萨克、东乡、克尔克孜、乌兹别克、塔吉克、塔塔尔、撒拉、保安等10个少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这些民族虽然历史长短不一，信奉伊斯兰教的时间也有先后，但他们自接受伊斯兰教以后，就始终将其作为本民族唯一的宗教信仰，成为这些民族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共同精神支柱。这些民族不仅成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生存的载体，而且逐步演变成为在中国维护和发展伊斯兰教的中坚力量。
      从伊斯兰教在中国1300年左右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来看，深受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是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的基本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教权组织上看，由于中国封建统治力量的强大和中国穆斯林散居全国各地，因而不可能建立全国统一的教权组织，而是以各自为政并分散的教坊形式存在。后来在教坊基础上出现的门宦制度实际上就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派别（即苏菲派）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进一步结合的产物。许多门宦的宗教首领，集教主、地主及圣徒于一身，实行封建的世袭制，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其它伊斯兰教国家统一的教权组织。
      第二，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经堂教育制度。为了培养宗教职业人员，明朝嘉靖年间，陕西阿訇胡登洲把中世纪伊斯兰教国家以清真寺为校舍的办学形式与中国传统的私熟教育结合起来，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经堂教育制度。经堂教育在清真寺进行，由开学阿訇担任经师，学员主要学习“三十本经。”
      第三，从伊斯兰教教义上看，中国伊斯兰教一方面坚持了伊斯兰教的根本信仰，另一方面又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伊斯兰教最根本的信仰是“认主独一”，离开了这个信仰也就背叛了伊斯兰教。中国伊斯兰教将“认主独一”的基本教义与儒家思想中的“太极说”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一方面承认太极学说中关于万物统一于五行，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太极本无极的说法；另一方面又提出在太极和无极之先，还有一个“造化之原主”即“真一”（又叫真主）。真主才是造化大地人物的本体和世界万事万物的总根源。这样，既坚持了伊斯兰教关于“一切非主，惟有真主”的基本信仰，又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形成了特有的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印证和阐发伊斯兰教教义为特征的宗教哲学。
      第四，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伊斯兰教建筑。世界上伊斯兰教国家清真寺的大殿上均有圆顶建筑，另外还建有供望月和呼唤礼拜用的尖塔（即邦克楼）。而中国除沿海和新疆地区的某些清真寺采用阿拉伯和中亚的风格外，内地的大部分著名清真寺则都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殿宇式四合院为主的建筑式样，门前有照壁，寺内两旁厢堂比列，楼阁对起，碑亭逢峙，五脊六兽，勾心斗角，画栋雕梁，纹檐绳桶，悬匾挂联，充分体现出中国独特的伊斯兰教建筑风格。
      第五，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熏陶的伊斯兰教节日。伊斯兰教传统的三大节日是开斋节、古尔邦节和圣纪节。但古尔邦节被中国有些穆斯林称为“忠孝节”，这已带有浓厚的儒家文化色彩。圣纪节（伊斯兰教教历三月十二日）在其它伊斯兰教国家多是通过诵经、赞颂和集会的方式庆祝先知穆罕默德的诞生。而中国穆斯林的圣纪节，时间上可在三月份的不同日子里进行；在内容上则通过开经作“尔麦里”（即念经作善事），宰牛羊设宴聚餐以示哀悼，犹如儒家文化中的“祭祖”，实际上是把它当作圣忌来纪念。
      第六，有着汉文化特征的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习俗。中国穆斯林除饮食禁忌等少数几个方面与国外穆斯林完全相同外，其它如语言、姓名、衣着、婚丧嫁娶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汉文化特征。中国穆斯林只是在宗教生活中部分使用阿拉伯语，其实大部分生活时间共同使用汉语。人名一般使用汉人的姓和名，有的则请阿訇取一个经名，或二者合在一起。在婚俗上，虽然请阿訇到场证婚，但在举行婚礼时，不受伊斯兰教关于只能用皮鼓借资宣传，不得以音乐庆祝之禁，常随汉族之举。在丧葬仪制上，中国穆斯林一方面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进行速葬（三日内葬）、薄葬（亡人只用白布裹身）、请阿訇诵经等；另一方面，有的穆斯林还补充以“重孝”之礼，后者显然是汉文化的习俗象征。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伊斯兰教，尽管其历史悠久，独具特色，但其传播和发展却异常缓慢。根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中国的全部穆斯林仅占12亿总人口的1.4%，大约是1700万人左右（注：宋全成：《伊斯兰文化与中国学术讨论会综述》，《文史哲》，1991年第6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只用阿拉伯文诵读经文，限制了中国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中国穆斯林在清真寺举行宗教仪式时，多数阿訇只用阿拉伯语诵读经文和著作，这样，不懂阿拉伯语的绝大多数穆斯林和其它民族的兄弟，便无法理解其教义及其文化。
      第二，繁琐的宗教仪式也是阻碍中国伊斯兰教传播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佛教得以在中国迅猛传播和发展的原因之一，便是简化宗教仪式。而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十分繁琐，其天命五功和大小净，不仅在祈祷词方面有明确的规定，而且在站、立、坐、手脚的位置等方面也有严格而繁琐的限制。
      第三，中国伊斯兰教的载体中国穆斯林，居住大分散小集中，也是不利于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四，中国伊斯兰教没有得到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在封建社会中，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与封建统治者的支持与否，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中国伊斯兰教，由于其远离政治，除元朝外，始终没有得到封建统治者的信任和持续不断地有力支持。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大力提倡和扶持儒家学说，不仅大大冲淡了人们对中国伊斯兰教的认识，而且对中国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
      第五，中国伊斯兰教在整个封建社会中，没有能够得到知识界，尤其是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的认同，这也是导致中国伊斯兰教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佛教在中国迅速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得到知识界，尤其是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的认同、研究和弘扬，是其迅速传播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的伊斯兰教，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始终仅限于在人口极少的10个少数民族中间传播和发展，而人口众多的汉民族，由于缺乏与知识分子的沟通，绝大多数人没有受到中国伊斯兰教的熏陶。这样，中国伊斯兰教传播和发展缓慢，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注：杨怀中：《伊斯兰教在我国传播发展中的特点》，《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
      当前，中国正在深入开展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现代化社会改革，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适应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这个问题突出的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同样，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坚持自己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如何适应中国穆斯林民族的现代化发展，这个问题也紧迫地从实践与理论两个方面提了出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决不应该割断自己木民族文化的传统。
      ②马启成：《论中国伊斯兰的大文化属性》，《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6期。
      【责任编辑】朱小琴
      【校 对 者】朱小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