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前的今天，即1917年4月12日，为国葬蔡锷将军于岳麓山的日子。

    这一天，长沙暴雨滂沱，前来参加国葬典礼、冒雨执绋者，有数千人之多，送葬队伍从藩后街出发，经东长街（蔡锷中路），过贡院东街、贡院西街（今中山路），转福星街、西长街，出大西门码头，登中国汽船码头。

    因长沙街道狭窄，参加送葬的人太多，伞具无法撑开，所有人淋得一身湿透。尤其是长沙小学生在不停息的瓢泼大雨中，用稚嫩的声音，一路唱着哀歌，送到大西门码头边，情景感人。

    当年上海有报纸记载，“此足见人们崇拜英雄之心，至为恳切也。蔡公争回人格，名震寰区；再造共和，功在后世。吾人良知不泯，故其崇拜之心，油然而生也。倘国人能推此心以自勉，岂独蔡公含笑九原耶，即此蜩螗沸羹之时，事亦可迎刃而解矣”。

    因湘江风浪过高，巡船停渡，指挥人员劝学生队送至河干一律回转，各界代表选定人数乘船渡河，蔡锷灵榇由南成船拖载，绕道上水陆洲，转小河，从牌楼口登岸。

    湖南都督谭延闿披雨衣，着皮靴，同外宾及各界代表，相携上山。谭延闿作为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特派官率同二十余位官员在白鹤泉亭右上侧所筑蔡锷墓前，致祭并国葬蔡锷。

    三天后，即1917年4月15日，为黄兴将军国葬岳麓山之期，这天，天气晴爽，长沙城内、湘江河干上，“妇孺争睹，人海人山，几无隙地”，“出殡时，经过街道，观者之多，几无语可以形容，一言以蔽之曰：凡沿街两旁地面、楼头为足所得立之处，无不填满，此外尚有缘晒楼而登屋者，有攀挂墙壁上者，至于大西门外各码头则尤万头蠕动，无隙可容，与数年前黄公回湘欢迎时无异。今之视昔，感何如耶？”

    长沙《大公报》报道当天的盛况说，“小东街（今中山西路）口，某鸡鸭店楼下，有一妇人手抱三四岁小孩附在该楼栏杆上。当军乐队经过时，栏杆折断。该妇人及小儿坠下，落在下面人堆上，该妇人母子均无恙”。

    当天选定的送葬队伍，有7000人之多，队伍从学院街原学台旧署（今长郡中学校门一带）出发，经南正街、红牌楼、司门口、八角亭、南阳街、府正街、老照壁，到督军署（今青少年宫），转小东街、福星门、西长街，出大西门，登船，上岳麓山，秩序井然不乱，令参与葬礼的西洋人刮目相看。

    黄兴的灵榇，比常用者高大，上覆五色国旗及陆军旗，用双杠舁行，前后杠分为八节，每节16人。即抬此灵榇者，共128人。黄兴灵榇，不用长沙旧俗中常用的龙头杠，而在旧刻龙头龙尾的前后端处，以圆板交画国旗及陆军军旗。

    黄兴灵榇在长沙狭窄的麻石街上共走了两小时，才到大西门码头，此时汽笛哀鸣，人们纷纷泪落，十艘小火轮载着黄兴灵榇和送葬人员，载往湘江河西。下午3时灵榇方到达墓地，推入事先筑好的墓穴安葬。然后在墓前设祭坛，湖南督军谭延闿代表大总统礼拜后，朗读祭文，继由各界代表一齐行礼。

    黄兴的长子，在后来回忆国葬其父黄兴将军的情景时说，1917年4月先君安葬岳麓山，正是暮春季节，杜鹃花盛开，漫山红遍。宫崎寅藏从日本远道前来送葬，临行时面许二事。一，来年要送樱花树苗几百株，栽在先君墓地四周；二，在东京竖立先君的纪念碑。后来，第一件事没有实现，而第二件事则是实现了的。”

    黄一欧先生说：“先君安葬三天后，我们夫妇同登岳麓山，将久原房之助送的一把古刀，武昌起义时先君任战时总司令佩的指挥刀，生前用过的几支毛笔和一个炮弹筒送入墓内，然后将墓门封锁。”

    值得一提的细节是，在国葬黄兴期间，湖南第一师范24岁的青年学生毛泽东同萧植蕃（萧三）联名写信给来长沙参加黄兴葬礼的白浪滔天（即宫崎寅藏，日本人，曾经帮助和支持过辛亥革命，与黄兴关系至为亲密），说：“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

    毛泽东和萧三联名的书信刊印在《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卷首，在长沙编写《黄兴年谱》的毛注青先生发现后，曾向萧三询问此事具体详情。萧三在1979年5月31日复信说：“宫崎寅藏到了长沙，故我们请见他，但没有见面，根据我的记忆，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最初崇拜梁启超，喜读《新民丛报》，后来知道有同盟会，对孙文、黄兴非常崇拜，他多次谈过，孙文、黄兴是伟人。”

    戴黑纱、三鞠躬，军乐队奏乐，改良了中国人的致哀方式

    1916年10月31日凌晨黄兴将军在上海病逝，11月8日蔡锷将军在日本福冈病逝。

    两位湖南人，一位“缔造共和，首兴义旗，数冒艰险，卒底于成，功在国家，薄海同瞩”。

    一位“维护共和，不避艰险，苦心毅志，卒底于成”。

    两位湖南人的死，震动全国。并促成1916年12月18日，北京政府出台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国葬法》。

    北洋政府公布的《国葬法》及致祭礼节首先在黄兴、蔡锷的国葬上得以实施。如在选定墓址上，即充分尊重遗属的意见，黄公国葬因遗族不主张葬在首都，故运柩回湘安葬，葬地有主张在岳麓山者，有主张在昭山者，有主张在近城一带如陈家垅附近之沈家山地及北门之龙洲。但湘江浏阳河口的龙洲，系冲积沙层，地势颇低，大水时，在水线之下，作为墓地不宜，被否决；长沙东郊陈家垅地势枯寂，没被看中；昭山，为黄氏宗族祖山，但宗族不同意而放弃，最终确定在岳麓山。

    起先，在1917年1月1日、1月5日，蔡锷、黄兴的灵柩分别运回长沙，人们即发现黄、蔡两家实行的丧礼不同。1917年1月5日长沙《大公报》说：“蔡公之丧用古礼，黄公之丧用西礼”。一些人对于这两种礼仪有不同意见，长沙《大公报》记者解释：目睹蔡锷将军遗属，遵从古礼，麻衣如雪，稽颡尽恭，可以劝导国民敬孝之忱；而观察黄兴将军遗属礼服黑纱，鞠躬致敬，可以示国民除旧布新之意。两种做法都是同一种悲哀，都没有错，不得“以礼有古今，而生轩轾”。

    但到了国葬出殡之时，上海一家报社的记者记录：“黄公出殡情形，与蔡公不同之点，大约有二：一、蔡公遗族均着白色孝服，其他如绋布围拦等亦均白色。黄公则概用青色。二、蔡公灵榇系用红缎绣花围幔。黄公灵榇则用红黄蓝白黑五色布包裹。此外各项，均无出入。”

    也就是说，现在不论遵从古俗还是新礼的遗属，在礼仪上，即遵照新式国葬这一特殊葬礼的要求。在黄兴、蔡锷国葬葬礼进行时，长沙全城市民放假一天，下半旗，致哀仪式采用戴黑纱、三鞠躬、九鞠躬等致哀方式，出殡时用军乐队奏乐。从黄兴蔡锷举行国葬仪式起，新的哀礼形式，开始在全国礼俗实施中成制度地开始推行，并成为时尚，旧礼俗中的一些致哀方式开始改变，主要保存在答谢的孝子方。黄、蔡国葬岳麓山，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丧葬西俗与东方习俗的融合。

    当年制定《国葬法》和国葬礼仪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湖南湘阴籍的范源濂等人，在1916年11月3日议定黄兴国葬优恤礼仪体例时特别提到：“（甲）仿效美、法先进共和国施行之先例（乙）参照英、日崇拜伟人礼仪之一部……考察主要是日本、英国及美国等国形式而制定。”

    1917年4月，黄兴、蔡锷国葬岳麓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从体制上也改变了中国人传统丧葬形式，从1917年开始，中国丧葬分为国葬、公葬及一般追悼会、追思会等形式。

    安葬地之争：

    张辉瓒差点上不了岳麓山

    因为黄兴蔡锷将国葬岳麓山，当年湖南的“文化省长”谭延闿马上就发现，现在最亟需保护的正是长沙的名山岳麓山。

    1917年3月5日长沙《大公报》报道，“广东卢汉生昨向省长谭延闿呈称烈士柳人环为国捐躯，独葬北地，殊堪怜悯，敬请援照陈、刘烈士先例，将该烈士遗榇安葬于岳麓山爱晚亭下”。

    谭省长答复称：“查岳麓山名胜之地，湘省实革命首义之区，侠骨众多，山地有限，以黄、蔡二公曾受国葬荣典，均未指葬该处，其他殉难烈士，更未便率予准葬，妨碍古迹”。

    1917年3月9日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应黄兴、蔡锷二公营葬事务所呈请，特别发布命令：“非奉有国葬明令者,不能进葬岳麓山”，并称“岳麓为湘省第一名山，前代并无进葬之例，民国光复，暂至开放。现在国葬颁行，非有首善名山不足举行，惟物以罕而见奇，制愈严而弥贵。倘此后漫无限制，则自由进葬，必至邱冢累累，无以表尊荣而兴瞻仰。嗣后麓山境地，非奉有国葬明令者，不得进葬，并令长沙知事，刊刷布告，泐诸贞珉，借资保护，用垂久远”。

    后来，因毛泽东诗词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而闻名的“反派人物”张辉瓒，其灵柩于1931年3月中旬前后运抵长沙。张辉瓒遗属坚持要将张辉瓒安葬岳麓山，蒋介石也要求应对张辉瓒“隆重公葬”。

    但湖南当年执政者何健却认为，为保护长沙名胜岳麓山，岳麓山已经封禁，不宜进葬，可将张辉瓒葬在长沙城中的中山公园（今市青少年宫），后又请张辉瓒遗属前往南岳衡山选墓。最后张辉瓒的遗属动员各方力量，经过努力才最终葬在岳麓山。

    可顺便提一句的是，现在，麓山景区一位负责文史文物工作的负责人，据《岳麓公园志》等志书记载及多方调查，岳麓山风景名胜区（含天马山、凤凰山）内，历史上并无“南北大侠”杜心五墓的记载，杜心五墓当从他处私自移葬岳麓山风景名胜区内，这种私葬对名胜区的保护，有相当大的妨碍和破坏作用，麓山景区文物管理者一直在呼吁有关方面应对此警惕并予以重视。

    1917年4月，黄兴、蔡锷国葬岳麓山后，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认为湖南人应尊重自己的英雄，倡导为国为民的中国英雄崇拜，他认为我们中华的文化，既要有自己的特色，也要与西方接轨。他说，西方在大广场、大公园建有英雄铜像，长沙应该为黄兴和蔡锷铸造铜像，并将铜像立在黄兴公园和蔡锷公园中，并选定长沙城北的一处地方为黄兴公园，小吴门外设蔡锷公园并立铜像，但因政局更替，此事未成。

    今天，黄兴和蔡锷的铜像已经分别立在黄兴路和蔡锷路上，尤其黄兴铜像立在繁华的司门口，已完全与长沙的时尚都市生活融为一体。

    黄兴、蔡锷

    国葬大事记略

    1916年10月31日，革命元勋、前陆军总长、南京留守黄兴逝世于上海。

    1916年11月2日，民国总统黎元洪获悉黄兴病逝，至为震悼，派代表致祭，给治丧费2万元外，复令交国务院从优议恤。

    1916年11月8日，前云南都督、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病逝于日本。11月28日，总统黎元洪以蔡锷维护共和，不避艰险，令追赠蔡锷陆军上将。

    1916年12月18日，北京国民政府公布首部《国葬法》，其第一条称，“人民有殊勋于国家者，身故后，经大总统咨请国会同意，或国会之议决，请予举行国葬典礼”；第三条称,“国葬墓地，由国家于首都择定相当地址，建筑公墓，或于各地方择定相当地址，修筑专墓，或由死者遗族自行择定茔地安葬，均由国家建立碑铭，以表彰之”；第七条称,“殡葬时，所在地及经过地方之官署及公人团体均下半旗，并由国家派遣军队军乐护送”。

    因黄兴、蔡锷之死而成的这部《国葬法》，是迈向近现代化的中国第一部《国葬法》。

    自此以后，与世界接轨、具有中西融合特点的国葬、公葬、追悼会等新式葬礼，在中国推广开来，并逐渐取代注重厚敛的旧式葬礼。

    又，1930年10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通过第二部《国葬法》。

    1916年12月22日，《国葬法》经国会通过后，首先议决国葬故陆军上将黄兴及追赠陆军上将蔡锷。本日，总统黎元洪令予黄兴、蔡锷国葬。

    1917年2月24日，内务部呈拟国葬、修建专墓及致祭礼节。此事因蔡锷将军已经湖南官绅及遗族选定岳麓山为葬地而起。

    内务部总长湖南湘阴人范源廉呈黎元洪总统所拟定礼节一濂文中称：“国葬大典，事属创行，不得不审慎周详，以期妥协。窃维前代（指清朝）赐葬之礼，等级区分，体制已不适用。谨考中外情形，拟具专墓办法，并致祭礼节，由部提交国务会议公决。”本日，国葬修墓及礼节通过。

    1917年4月12日、15日，故一位陆军上将黄兴、蔡锷在长沙举行国葬典礼。4月12日蔡锷国葬于岳麓山万寿寺（今麓山寺）上方，黄兴于4月15日葬于岳麓山顶月亮坡。

        民国长沙城山的故事

    97年前的4月，民国政府为黄兴、蔡锷这两位辛亥革命史上双峰并起的英雄，在长沙岳麓山举行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首次国葬。

    他们国葬岳麓山上，不只让人们对黄蔡两位英雄的逝去，感到惋惜和悲恸，更重要的是，在操办人生最后大事上，以黄兴蔡锷国葬岳麓山为开端，我们能看到中国人的人生礼俗迈出了与世界接轨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