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生活离不开色彩，每一种颜色都有这不可替代的审美功能。在审美活动中，人们发展了对色彩这一形式因素的敏感，每个民族对色彩都有民俗上的爱好以至崇拜，而在这种对色彩的崇拜中，不同的民族在认识上常有很大的差别。

　　我国汉族的传统观念是亲近红色的，把红色视为欢乐、喜庆、顺遂、成功和进取的象征，如把热闹的场面称为“红火”，把受宠信的人称为“红人”，把受观众欢迎的演员称为“红角儿”，诸如红心、红运、红榜、红包、红利、开门红、满堂红等等的说法是很多的。在汉族的习俗中，“红”还往往同女性联系在一起，如“红颜”指的是美女的容颜，“红袖”借指女子的艳色衣衫，“红妆”泛指盛妆的女人；再进一步，则把为帮助男女结合而穿外引线的媒人称为“红娘”。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常用一种生长在亚热带地方的红豆树的种子象征相思，唐代诗人王维就曾写道：‘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后来，人们就用红豆相思一语来比喻爱情。在汉族的色彩崇拜中，红色还有另一种更深层的意义，如在京剧的化妆造型中，红色脸谱表示了剧中人物的忠勇和正义。

　　但是，红色对我国藏族来说就不是这样了，藏族并不认为红色是表示喜庆的色彩。在藏区，我们可以看到身着锦缎藏袍的牧人是多么的潇洒。绚丽的色彩，明朗的图案，流畅的花纹，使得藏袍端庄大方而舒展奔放。不过，在藏区耀人眼目的服装苑中，只要稍加注意就可发现，这里异彩纷呈的服装，尽管漾蓝泛绿，铺青叠翠，却唯独少红。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在于，不同的民族对色彩所产生的不同感触，是有一定的生活依据的。在古代，藏族先民最初的色彩概念，“红”是指肉类；“白”是指乳品。时至今日，藏族设宴仍分荤席，藏语称“玛尔段”，直译为“红筵”；在祝寿、善行庆典及宗教节日则设素席，藏语称“尕尔段”，直译为“白筵”。所以，在藏族的色彩崇拜中，“红”具有杀戮的象征意义。古时吐蕃出征将土身着红色战袍，有时还把面部涂红以显残暴。在藏传佛教仪轨中也有红与白的区分，黄教寺院用白灰刷墙，但供奉煞神的护法神殿的外墙必定涂红。另外，各寺院都供奉着一个名叫吉祥天女的护法神，听名子她好象是个雪肤花貌、秀色可餐的美人儿，其实大错。这个煞神极为凶残，她口御活人，骑一头四眼骡子遍处巡走，骡鞍上挂着占卜众生命运的红、白两个骰子，红骰子主杀，白骰子主赦。故而，在藏语中，“红”的转义是以其色与血肉相联系，可以引出“荤腥”、“血腥”和“凶兆”的含义。有一则谚语说：“在作恶者的眼中，后世的道路都是红的。“红”在这里指不吉利、坏的。可见藏族在心理上赋予“红”一词的是厌恶嫌弃的感情，只有那些念佛的僧侣们，才着绛红色的长裙，披绛红色的袈裟，这种颜色被认为是一种“不正色”。僧侣们以此卑贱的服色，表达他们终生苦行的意愿。

　　由此看来，藏汉两个民族对红色的认识和使用是很不相同的。譬如，在古代，中原地区的军队打了胜仗，要派专人手执红旗，急驰进京报捷，红旗报捷就含有喜庆的意思；而在古代，藏族武士出征时举着白旗威仪前进，这白旗乃是对顺心如意的召唤。又如，在汉族的旧式婚礼中，那个红轿子抬来的新娘，从头到脚的穿戴是清一色的红。在举行婚礼的堂上，挂着红灯笼，铺着红毡垫，点亮红蜡烛，一片红光笼罩；而藏族婚礼与此相反。藏族办喜事，新娘骑的是白马，地上铺的是白毡，在新娘的发辫上还十分郑重地系着一条白色的丝质长巾——“哈达”。

　　在我国汉族地区，自唐、宋以后，白色是不受宠幸的。汉语中的“白”，除了代表色彩外，从转义方面看，多代表无效果的、无代价的以及象征反动的意思，如白搭、白费、白给、白食、白党、白匪、白色恐怖等词，都是以“白”作为构词的核心成分，反映着贬斥、鄙弃的感情色彩。在汉族的词汇中，常把那些空无所有的事物，用“白”加以描述，如把不加茶叶或其它东西的开水称为“白开水”，把工作还未达到的方面或部分称为“空白点”，把没有写出答案的考卷称为“白卷”，另外，还有诸如白手起家、平白无故、一穷二白等等的说法。在汉族的习俗中，“白”也与丧事有关，如办丧事可以说成是“白事”，那些守丧的孝男孝女一定是白衣、白鞋、白帽。在汉族色彩崇拜中的白色，还有一种更让人品味的含义，即在京剧中涂着白色脸谱的人物，表示着那个角色的多谋和狡诈。

　　在藏族人的心目中，通过白色而感触到的，则与汉族恰恰相反，白色是最美、最崇高的颜色。藏语中的“白”——“尕鲁”，在表达色彩的基本意义上同汉族是一样的，但从转义方面看，多代表合理的、正确的、忠诚纯洁的以及大吉大利的意思。在藏语中，称思想高尚为“伞巴尕鲁”，称心地善良为“森母尕鲁”，称光明圣地为“却科尔尕鲁”。藏族人常把“白”作为善良的代名词，如对行善事或做有利于他人的事称为白事；对直言不讳的公道话称为白话。在这里，“白”是以道德判定的面貌出现的。最能说明“白”一词感情色彩的，莫过于藏族的这条谚语：“即使砍头，流出的血也是白的。”用流出的是白色的血来强调自己清白无辜，充分表达了藏族在心理上赋予“白”一词的崇高境界。白色还是交运和喜庆的象征。在祈福的宗教仪式中，人们手捏炒面不停地向空中抛散，弄得白粉飘落一片，以示吉祥。在藏历新年的清早，人人要用掺了牛奶的水洗脸，这种水称为“曲尕鲁”，即白水的意思，据说在岁首第一天用白水洗脸，可得一年好运。贵宾临门，主客双方要互赠白色的丝织长巾——“哈达”来表达彼此间的美好祝愿。姑娘出嫁之日，如遇瑞雪纷扬山披银装的声景，则被视为美满顺达的吉兆。在藏族民歌中常用洁白的雪山比喻高贵，用洁白的乳汁表达诚挚。在一首很为流行的情歌中，小伙子对姑娘唱道：“在洁白的瓷碗里，盛上了洁白的牛奶。我的心诚挚与否，请往碗里瞧瞧！”

　　在藏族人的认识活动中，常把白色同神的力量联系起来。如藏传佛教的僧侣们在诵经时，常用炒面捏成各种形状的施食，用来供奉神灵，这种施食有红、白两色。红施食是把炒面捏成形后，用一种紫草的汁涂红，然后浇上酥油；折施食是在成形的炒面团上直接浇上酥油。这两种施食，分别代表愤怒与寂静两种象征。藏区流传着许多山神神话，神话中所描述的山神形体，多是白色的威武神灵。如在藏族原始信仰中所崇拜的四大山神之首的亚拉香波山神，就是一个肤色白如海螺，身穿白色罩袍的山神。它骑着一头白牦牛飞行，从口鼻中喷出使人天地白茫一片的暴雪。它一旦发怒，有摧毁盘石，引发山洪的巨大法力。另一个同属四大山神的念青唐古拉山神，也披覆白色形体，身穿白色丝衣，骑着白色战马驰聘于三界。四大山神的另外两尊，也是全身衣白的神灵。又如，位于青海湖南缘，被称作“战神大王”的阿尼玛卿山神，不仅他本人有许多大智大勇的故事，就连他的妻子也有悟性。他的妻子叫玛日羌热，是藏地十二女神的领班。她裸露着丰腴的双肩，肌肤洁白润泽，如同滑腻的牛乳一般，身披飘动的白纱衣，骑一头毛色纯折雄鹿，是个有白莲花般容貌的掌雹女神。我们从许多藏族神话中可以看出，自古以来，藏族的传统观念中，“白”不仅同美好、纯洁、光明、善良、真诚等概念紧密相连，同时也是跟神的法力紧密相连的。

　　藏族为何如此崇奉白色呢？藏族的崇白之习有其历史源流。在公元7世纪佛教进入藏区以前，藏区盛行着一种生根于氏族公社时期的“苯”教。苯教僧侣穿着白衣，戴着白色缀以青边的被称为白顶盛冠的高帽。多少年来，在佛教与苯教的斗争中，苯教虽然一败如水，但苯教徒的尚白习俗，却在历史的长河中顺流而下。不过，从根本方面来讲，还在于藏族牧民在生产和生活中接触白色最多。那白云、皓月、雪峰、羊群以及赖以生存的乳汁，都在他们的心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使他们由衷地崇尚大自然赋予的白色之美。喜马拉雅、岗底斯以及所有大山永远是白色的雪峰。世界屋脊，雪山连绵，是雪山给人们赐以平安，白色象征着吉庆。由此可以说明，任何一种色彩的美都是客观的，而对色彩美的欣赏则是有条件的，一个民族对某种色彩所产生的感受，归根结底，来源于这个民族的社会实践。

　　在我国汉族地区，从历史上看，人们崇拜的色彩是黄色。古代皇帝穿黄袍，坐黄轿，走黄道，连皇室文件也要慎重地写在黄色缎子上，所以，人们把皇帝发出的文告称为“黄榜”。这种把黄色视为皇家颜色的风习，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一书中，就有“黄衣黄冠而祭”的陈述。在唐高祖时，因天子常服黄袍，遂禁止士庶穿黄色衣服，所谓的服黄有禁，自此时开始。这是公元7世纪的事。公元960年，太尉赵匡胤发动兵变，诸将为他披上黄袍，拥立为帝，是为宋太祖。这种把黄视为皇家颜色的观念，一直沿袭到清代，如黄带子一词，是清朝对皇家宗室的别称；御前大臣所穿的黄马褂，是皇家特赐的一种官服，等等。在民间，黄色被当做金子的颜色加以敬重，由此而产生许多溢美之词，如把社会最繁荣的时期称为“黄金时代”，把宜于办事的日子称为“黄道吉日”，把人死埋葬的地方称为“黄泉”，把祭祀祖先焚烧的黄色纸称为“黄表”，等等。

　　在藏区，人们同样对黄色异常敬重，而且，黄色是活佛袭用的颜色。俗人一般不大穿用黄色。活佛穿黄色长袍，他的卧室从屋顶到四壁，均用黄缎贴面，上下左右一片金光灿灿，他自己则坐在铺着黄垫子的太师椅上。那些历世曾受过皇帝钦卦过的活佛，当他外出时可乘坐黄缎八抬大桥，其他人自然是无此资格的。

　　需要表明的是，人们对于色色彩特征的确并非凝固不变的，当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有了广泛的开展后，作为一种民俗习性的色彩感受，也会因民族的交往而相互接近和融合。在一个民族内部，如果与色彩形式因素相联系的条件发生变化时，色彩在人们感受中的意义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到了近代，曾为汉族所景仰被称为皇家颜色的黄色，已不知不觉地从明朗、庄重走向了低级趣味，甚至走向淫秽，如对有严重的颓废和色情倾向的作品，称之为“黄色文学”，自然，黄色也囊括那此猥亵下流的活动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