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在侯马市一次基建中发现一座金墓。墓内东壁上，写就一篇少见的剧本唱词，因其是在砖上刷一层薄薄的灰层，然后在灰层上绘制，而这种灰层轻轻一碰，就会脱离墙面，根本无从下手保存。”田建文提到那次金墓保护经历不无遗憾。

　　今年2月，作为研究金墓十年之久的专家，田建文远赴美国参加了“山西金代戏曲砖雕艺术展”。160余件饱含着戏曲元素的砖雕陶瓷物件亮相美国，掀起的热潮经久未消，在国际上引起各界对中国戏曲及山西金墓的空前关注。

　　我省是宋金元墓发现最多的地区之一，至今已发现二百余座，它们如珍珠般散落于三晋大地。今天我们已经习惯把宋金元时期的砖雕墓室的墓葬称为“金墓”，因为最早发现的有明确纪年的墓是侯马牛村董海墓和董明墓，分别为金代的1196年和1210年。

　　金墓是古人“事死如事生”的精神层面寄托，更是金代民俗活生生的缩影。

　　“第一金墓”砖雕神韵

　　位于运城市稷山县马村的金墓博物馆，门匾上冠以“天下第一家”的称号。诚如斯言，这是我国第一家金墓博物馆，也是目前规模最为宏大的金墓博物馆。

　　上世纪70年代，我省考古研究所在稷山县马村勘查发掘，1996年，山西省金墓博物馆建立。14座宋金砖雕墓，9座已被清理出来。为方便游人参观，将其中的7座墓中间贯通，墓内部分地方只容一人通过。据悉，这是按照地面建筑的三分之一大小复制而建。墓室配以灯光，加之解说，使得眼前一砖一檐，犹如穿越时空。“参观金墓，就像到了邻居家串门。有酒有菜，有八仙神话、二十四孝图，有祥云仙鹤云鹤竹马，还有社火、唱戏……完全是一个个社会生活场景的再现。”

　　田建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从2001年始担任山西金墓博物馆馆长，至2011年5月博物馆被移交至稷山县而卸任。“我省金墓有砖室墓、土洞墓两种，现今存留多为砖室墓。尽管属于同时期墓室，并多为前厅后堂、左右厢房式的四合院民宅布局，风格却各异，仅滴水檐就分单檐、重檐和多重檐等。墓室中，各种飞禽走兽、花草人物的砖雕琳琅满目，在墓主人对面有戏台乐队，乐器分腰鼓、拍板、横笛等。”田建文介绍。

　　那是1953年，一场大雨之后，稷山县马村村民耕地时看到一处田地坍塌，经有关人员勘测，宋金时期的几座墓葬重见天日。1973年，又有村民发现三座墓葬，考古工作者杨富斗等人随即展开了清理工作。1978年，为了全面了解这处墓地，考古人员逐一钻探，发现共有墓葬14座。

　　砖雕是稷山金墓文化精髓之所在，砖雕人物活灵活现。一处砖雕呈现的是墓主人夫妇在用餐，旁边侍女头顶双髻，神情恭敬。桌子上几盘包子，一把茶壶，桌子下一坛好酒。这个砖雕有专门考古术语——“开芳宴”。

　　最为惊叹的是4号墓室回廊下，24组人物雕塑正是演绎二十四孝的故事，不啻为此间金墓之珍品。实际上，二十四孝造型在我省多地金墓现身，足以说明孝行孝道在金元时期的推举盛行。

　　而颇有争议的砖雕“妇人半掩门”装饰，被众多考古者解析出若干注释。这种装饰在宋代以及金代墓葬中都曾出现过。田建文称，有说法认为此举暗示门后尚有庭院厅堂，以示墓主人之阔绰。另有说法趋于艺术追求，金代戏曲家董解元在《董西厢》中写有这样的字句“花木阴阴，偶过垂杨院，香风吹。半开朱户，瞥见如花面”。女子抚门半开，是墓主人生活中的审美情调，也是对艺术的追求与向往。还有一种说法为此青年女子为墓主人的侍女或妾室，死亡后来到了丈夫阴间的归属地，反映了古人的灵魂观。

　　无论哪一种说法，毋庸置疑的是，女性身影在墓室中被作为装饰，包括金墓中出现的小妾形象，均暴露出封建社会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的男权意识。

　　“三善文化”段氏养生

　　我省晋北、晋中、晋南、晋东南都分布着大量金墓。大同市郊区、朔州市都发现过八角形土坑竖穴墓与仿木构砖雕彩绘金墓；朔州市朔城区发现一座辽金僧人丛葬墓；太原市小井峪、义井、西流村都有金墓发现；晋中榆次左权金墓也颇具特色；近年，阳泉吕梁等地在基建中都曾抢救性发掘过金墓。

　　发现的金墓晋南居多，占全省金墓总数过半，其中，又以稷山、侯马两地发现最具代表性。而作为金墓博物馆的稷山马村段氏砖雕墓，曾在文献中找不到任何记载。考古工作者无法了解其家族从业情况，推测其可能为当地富人。直至2005年，段氏后人段登科先生将仅存的两块段氏刻铭砖向外界展示，才揭晓了墓主人实为中药世家。“段登科先生家有两块方砖，长32.7厘米、宽32厘米、厚5.9厘米，背面摁有手印。两砖边角略有磕碰，但阴刻铭文清晰。第一块砖正面刻有‘据父传曰：上祖先嫡，字讳先……’”这两块写有膳食药方的方砖，让田建文联想到稷山金墓7号墓北壁上的砖刻墓碣。墓碣附有段氏家谱，提及“段楫字济之改颢字，曾祖十爷讳用成，五子：大爷讳先……”的字样。

　　两个“讳先”，是不是同一个人？田建文考证后，得出了“两者正为同一人”的结论。“讳先”生活在北宋时期，“著有贯通食补方一册，上行宋太宗年间，救人济世康人益寿，方圆数百里妇孺皆知也”。方砖上“段祖医铭”的字句振聋发聩：万物有吉亦有凶，万物有凶亦有吉。万药养人亦伤人，万药救人亦毒人。人食五谷染百病，世间万物可疗疾。

　　两块方砖写有三味方剂，其中《贯通食补汤方》和《贯通妇疾汤方》则是二味药酒。“马村历代出名医，可以追溯到宋代的段先。现在可以推断出马村砖雕墓主人世代从医，段氏家族长期注重饮食，推崇膳食养生理论，在地上地下都修建了豪宅大院。”田建文从稷山马村金墓中归结出金代晋南一带的“三善文化”，为“养生、孝、戏。”

　　田建文建议在汤方的基础上，通过现代科技研究出食物和药酒成分的合理性，让三个汤方继续服务社会，“也算是古为今用，食疗文化的传承。”

　　开创先河董墓搬迁

　　“杨富斗，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戏曲研究造诣深厚，热爱宋金墓研究。从1949年之后，他就开始奔走征地，促成了山西金墓博物馆的建成。”田建文感慨杨先生的早逝，言之默然缅怀。

　　几次创举性的金墓搬迁，杨富斗之力举足轻重。那是1958年的一天，侯马市西北郊牛村基建工地发现董明墓，这是座前后双室的砖室墓，装饰格外豪华。在董明墓中，酷爱戏曲的杨富斗看到5个神态各异的彩绘戏俑，欣喜不已。戏俑位于董明墓墓室北壁上部砖雕戏台之上，戏台是一座单檐歇山顶式仿木建筑，造型栩栩如生。整个墓葬中，壁画鲜亮，砖雕考究，完全是一个浓缩的艺术殿堂。“只有将它从形式到内容都完全保存下来，才能谈得上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当年，杨富斗面对董明金墓的保护，暗下决心。

　　董明墓位于侯马市牛村一建筑物之下，原地保护显然不切实际。当时，国内考古工作刚刚起步，杨富斗等考古队员正面临着一个文物保护的大难题。然而，几个正当青年的考古队员满怀热情，“畅文斋、张守中与我等不断提出一个个想法，又一个个予以否定。一无先例，二无经验，要完整无损地搬迁谈何容易。烟头扔了一地，方案却迟迟难以确定。”杨富斗调侃道，“这个‘老董’（指董明）可愁坏了三个‘发掘匠’。”

　　他们在谈论间开创了金墓异地保护的先河——“拆卸后再行异地复原”。几百次的斟酌，几个考古队员制定了一个方案。他们画好结构图，一寸一寸地拍照。墓壁的每一个零件、每一块雕砖都要在照片和图纸上体现出来。每一墙面分为若干个层，每个层定一个基点分为多块，并按顺时针方向编上号码……

　　滴水成冰的墓室中，土层坚硬，考古队员们一边用火烤，一边拆卸、编号、封装、搬运。每一次拆卸就是一次挑战，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1959年2月3日，董明墓的拆卸工作顺利完成。杨富斗等人又埋头投入了董明墓的复原工程。费时一年，董明墓异地复原于山西考古所侯马考古工作站中，摇身变为地上的两座展馆。它的迁移复原工程开创了砖室墓异地保护的先例，也为国内的考古异地复原探索奠定了基础。

　　今天，董明墓以砖雕戏俑而驰名中外，5件戏俑及其戏台保存于山西博物院“戏曲故乡”展厅。“50年过去了，记不清有多少次我踟躇在老董宅室（董明墓异地复原展厅），细细地品味着它那充满灵性的艺术魅力，领悟着祖先对生活的向往追求。”杨富斗对考古的一腔挚爱溢于言词。杨富斗发表了金墓研究的诸多论文，并著《平阳金墓砖雕》一书，他是金墓考古学中不可或缺的泰斗人物。1999年，杨富斗病逝。

　　金墓百态忧喜自在

　　侯马金墓董氏戏台被誉为中国式古戏台原型。“晋南是戏曲之摇篮，这从金墓中可充分印证。金墓中多有戏台，侯马金墓中有3座，稷山8座，新绛2座，大多有红泥做的戏人。戏人有副净、副末、末泥、旦和装孤等角色。乐队砖雕看出杂剧演出是由大鼓、腰鼓、拍板、笛、筚篥等五种乐器伴奏。社火、舞狮各种民间曲艺形式都有体现。”田建文认为晋南戏曲在北戏中影响巨大，缘起晋南一带在金代社会安定，而别的地方都是战火连天，很多戏曲艺人在晋南为富贵人家唱戏谋生。

　　酝酿了5年之久的山西金代戏曲砖雕艺术展今年在美国举办。其中，2009年稷山化肥厂基建抢救性发掘的一座金墓，因保存完好，人兽花卉制作精巧繁缛，成为了此次展览首选。出土的6尊雕制细腻的彩色戏俑，也在纽约华美协进社中国美术馆一露风采。

　　《山西金代戏曲砖雕艺术展》一书前言中，纽约华美协进社中国美术馆馆长海蔚蓝写道：“那些高浮雕还有加上绘彩的砖雕，生动形象，除了山西，谁还有吗？”

　　诚然，金墓折射出的文化瑰宝，已然成为山西的文化骄傲。

　　2008年，汾阳东龙观宋金家族墓地，发现了史书记载中的“明堂”，“明堂”就是宋金时期的墓地规划图。壁画中“一女子正手擒一贯铜钱，柜台外一男子拿着纸币”的场景，考古工作者疑为在做“纸币兑换”的业务。倘若墓主人从事早期票号业务，那么晋商的历史要再推进500年。2011年10月，长治市郊区马厂镇发现了双层楼阁式墓葬，这是中国第一次发现金代双层楼阁墓葬。今年，这座金代双层阁楼墓葬入选“中国十大文物事件”。

　　“经过考证，金墓主人均为地主商贾，暂没有发现一位官员。出土的文物有瓷枕、漆器、家具模型、铁灯盏、碗、碾子、石磨等生活用具以及陶、瓷等陪葬品。少有文字性记载，少有贵重物件。”田建文解释，“宋金时期，大抵以薄葬为主。”对此，北大考古学者秦大树认为，因随葬表现在墓壁装饰上，没有必要随葬很多器物。而北京大学刘耀辉在他的毕业论文中给出了另一种答案——“将精力和财力耗于墓葬建设中，而无财力去置备丰富陪葬品。”

　　“上个世纪，发现了大量金墓，因文物工作人员人手不足及诸多技术难题，基本是发现后将砖雕捡一下，然后原位回填，沿袭侯马董氏金墓异地复原搬迁的很少。金墓中的土洞墓，加以保护更为艰难。很多精美壁画都在灰上绘制，根本无法拆卸……这些都成为金墓考古保护之困局。”田建文透露。

　　时至今日，仍有源源不断的金墓被各地的基建工程掘开。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硕士尚珩，曾领队考察长治屯留县金元墓葬。他在一次长城野外考察中，于晋北一带发现了被毁金墓。“这个墓葬群是我们在进行长城调查时无意间发现的，它在村子附近的田野之中，盗掘破坏严重，挖掘的痕迹清晰可见，满地是碎的陶瓷片和骨灰。”

　　从其提供的照片来看，部分壁画只剩一边一角，其上艳丽的色彩和粗犷的线条，仿佛在倾诉着它们的不幸。“这些照片可能是它们最后的影像留存了！”尚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