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曹雪芹自叙：《红楼梦》“大旨谈情”，诗经之《十五国风》其实是“大旨谈性”。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说明的小问题，便是诗经时代，性情不分；所有的情诗，都是情欲的表白与呐喊，没打算“发乎情止乎礼”。

　　从《周南·关雎》开始，爱情便意味着性的结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君子喜欢淑女，接下来要做的事便是为将来两人的婚礼做筹备。这意味着，爱悦等于婚姻的建立，这是君子与淑女建立合乎礼法的性关系的蕴藉说法。表现更鲜明的是《召南·草虫》，这种因有情而求欢的势头便喷薄而出。

　　《草虫》是以女子的口吻，谈两人同心而离居的思念之苦；于是一得到相遇的机会，便行男欢女爱之事，痛苦方得稍稍解脱平服。诗曰：“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我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搁今天这样的开放社会，也不免要赞一声“豪放女”，但是，当时，不过是平常叙事耳。爱悦求欢，身心满足，毫无惺惺作态，坦白自然的态度，几乎可以说是令人震惊。这只能说明，在当时，人们并不认为“情欲”是可耻的。爱人便意味着身体的爱悦，并非后人唧唧歪歪胡诌的“我爱你沧桑的老灵魂”。男女之情，就是身体情欲这回事，不是灵魂沧桑那么回事。

　　著名淫诗《野有蔓草》，是以男子的口味，写陌生男女邂逅相遇，彼此爱慕，野合同居的故事。诗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婉兮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诗人坚定地认为：“我爱你，我便需要得到你的慰藉；我爱你，你便肩负着给予的义务。肉体的结合才使灵魂安妥，你我的结合才是人间的幸福。”而另一方呢？不消说，那自然是“同情地给予”了，并且双双成家去也。

　　《野有死麕》说得更直白。诗曰：“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男子的猎物与聘礼，和女子的如玉肉体相呼应。一方面写出了对性关系的渴望，一方面也写出了对女子的爱慕。你能说他只为了得到她的肉体，才去打猎送礼的吗？你能说他的爱只是肉欲的渴望而非情的深挚吗？古人恐怕理解不了这种冬烘责备。得到和给予幸福的实质内涵，就是对两人间性关系的追求，统统是肉体性的欢乐，绝非后世的精神恋爱。

　　《桑中》是以男子的口吻，讲述姑娘们如何多情对待自己的情人。见而悦之，约会上宫，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推想彼时的两情缱绻。当然，人生自古伤离别。如果有情，身体的物理距离，自无法割断感情的联系。《伯兮》仿女子口吻言曰：“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分离使得感情更加坚贞，连形象都顾不上了，因为一切的花容月貌精心打扮，都是为了讨心上人的欢喜。而心上人远别天边，这女子情愿得相思病，“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爱情不能持久，男子喜新厌旧，女子固然也有薄情寡义之时；彼时的男女，也各有怨言。如《邶风·日月》：“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宁不我报。”感情的疏离，带来的是性关系的断绝。性关系与感情的不可分割，在《江有汜》中，男子薄幸，结果是男主人与小妾性关系的断裂。思妇孤影相吊的悲伤，到了《金瓶梅》时代，便是潘金莲式的偷情。大雅之书《红楼梦》中小红贾芸简单的密约赠帕，被偷听的薛宝钗搞得意味深长，其实没有实质性接触，却搞得很严重的样子，颇令读者失望。

　　本来，社会越发达，人应该越有自主性，但是，不。越到后来，人类越发性情无法统一，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性情不分，也许正是黄金时代的投影，情爱与肉欲统一，爱的渴望夹缠着性的需索，性生活必然连带着感情投注，感情的滋润使得性趣盎然，性的结合填充了感情的苍白。非仅《国风》，通部《诗经》中亦然。我们约略知道了《诗经》时代的性情不分；至于情性分离，灵肉相悖，那是让古人瞠目结舌之外难以理解的现代病，除了思想和言谈的时髦，另有一种让世间男女更加昏迷沉醉的魔力。

　　老祖宗性关系指南

　　诗经时代的男女关系比较自由。虽然受制于物质的匮乏，环境的压迫，但是在精神和感情上，相当轻松而且奔放；他们的感情和伦理虽然不是一张白纸那么简单，但是后世道德和道德感形成的压力，彼时基本乌有。当然，国家已经诞生，在人民的自由与秩序之间，圣人制定了游戏规则。在初期，这游戏规则还是很松散的，很简单的，圣人们想要达到的境界，也并不敢期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绝对关系。我们读诗，可以明显看出彼时的男女关系，便在自由与管制之间的游移。

　　《国风》“大旨谈性”，大部是当年男女的情洽野合的浪歌。孔子删诗而后曰“诗无邪”，乃是如孔子注《春秋》之微言大义笔法，进行价值观的嵌入式改造，将男女风情之诗，重铸为一部蕴含着礼教劝诫风化的教化经典。简言之，《国风》就是一部老祖宗性关系指南，遵圣人之意，指导男女结合之时，不必如禽兽般发之以情，实应“成之以礼”；其根本的价值观便是“成之以礼得幸福、成之非礼得不幸”，从而为自己找到真正的归宿。

　　“成之以礼得幸福、成之非礼得不幸”，这不是道德律，而是价值律。

　　人们会把夫妻之事戏称“周公之礼”，其来有自。须知人类最重要的教育，从古及今，便是性教育，一则需要养成正常的伦理，二则需要养成优美的感情。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远古洪荒时代，人民野生土长，女不知有夫，子不知有父。男女成年，性生活与生育不可避免；而以一种礼制的形式来规范性生活，确定其权利与责任，生儿育女，男有妇，女有夫，子子孙孙知父知母，脱离远古洪荒梦寐野蛮，这能不说是一件极大极大的功德，也是觉悟的先民最重要的一件事业。

　　周公乃彼时这个民族文化和一切自然法的集大成者。周公制礼，最主要制的便是“风化”，就是这个“性关系”礼。其实“风化”一词的本意，很直接，就是以性关系性生活来训化教育人民，而不是后来说的那么蕴藉。今人更诧异的是，性生活如何还能化育人民呢？

　　“周公制礼”，所制之礼便是后世被推崇普及的礼教，即圣人制度。《礼记》所载诸种礼制，乃是围绕此婚姻制度为核心的家庭观念、道德观念以及诸种维护此婚姻制度的礼仪法度。我们可以看到随之确立的其实是家庭制度，和个人、家庭对国家的依附关系。有礼成婚姻，而后才算有婚姻制度。与这婚姻制度配套的社会制度成长起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确定了雏形，以人伦为道德基石的传统中华文明也随之自我发展、成熟起来。这当然是人类史的文明飞跃。

　　周公之礼的核心就是建立被约束的“性关系”和性道德，将“性关系”以男婚女嫁的婚姻形式立法规范，而不是随机野合，上不知君父羞耻，下不知家庭父母。夫妇为人伦之本，乃天地间人类生命所自出者。以“周公之礼”来喻夫妇人道，大义自在其中。而男婚女嫁、男娶女嫁这种家庭婚姻制度的确立，实在不是天然自然发生，实是远古圣人的创设，至周公而集其大成，遂得以凝固其形式而在全社会做普遍的推广。

　　如此“风化”，便是以性关系为核心建立起来的道路伦理规范教育人民，性关系不再是含蓄蕴藉的“阴阳调和”、“天地交泰”的虚无缥缈之说，还其实是“名教”的核心价值所在。《诗经》之《风》部，其主旨便类似于“性生活考察报告及指南”，或可称为中国的“爱经”。“风俗”便指各地嫁娶习俗，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婚姻、家庭、财产继承自然法。不过久而久之，人们忘记了“性生活”乃是礼教的基本点，反而将其他的听起来更高尚的忠孝节义之类，作为“礼法礼教”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固定不变的男娶女嫁也客观上造成了女子地位逐渐低落的现实，《鄘风？蝃蝀》诗中所谓“蝃蝀在东，莫之敢指”的怨叹，便也不无理由。

　　周公之礼教就是以人的性生活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社会道德伦理制度。《国风》，就是各国以性生活为核心的道德伦理教育大法。在周时，《诗经》是被雕刻在玉版上，传赐天下，以行风化之教。此谓“诗教”，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高妙最伟大的传统之一。中国古语云：“法不外乎人情”。诗教其中，既有事务性的技术提醒，也有人情心理的精微经验，将外在的伦理道德，内化为文化的传承，和审美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