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夫寄语晶报读者：让我们大家来读诗，不但我们要拥有诗，也必须让诗拥有我们。

每年的读书月，正是洛夫先生与深圳相约的时间。连续两年，每当温哥华寒风乍起，洛夫先生都会收拾行囊飞来温暖的深圳。诗人的到来，是深圳之幸，也是记者的幸运，因而有机会近距离地与洛夫先生接触，倾听他关于诗歌的一些看法。

在古人的东西里，我发现新的美

晶报：我读大学的时候喜欢读诗歌，但是后来发现大陆诗歌不能吸引我，因而转向台湾诗人的作品，台湾诗坛显得正常得多。回首来路，台湾诗歌走过了怎样的旅程？

洛夫：诗歌最起码的要求是一首诗，不能是一段对话。诗有它的美学要求。一首诗，如果诗的境界、内涵、情感都没有的话，不能称为一首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诗坛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影响非常深刻。各种新鲜的艺术思潮兴起，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等，对台湾诗坛影响很大。那时候，我在做《创世纪》诗刊的总编辑，我有系统地把西方现代主义各个流派的艺术思想、表现技巧和代表性诗人作品翻译成中文。每辑都有固定主题，持续做了好几年，在台湾产生了很大影响。十多年以后，西方的艺术思潮在台湾产生一些反效果。有的人写诗非常内在化，变成自言自语或者内心的符号，不是很明朗。白话的口水诗当然不好，但是如果是你自己把门关起来，让别人去猜谜，这也不是个办法。于是有些读者反映看不懂诗，这种状况引起了一些评论，同时也使诗人产生一种自觉。那时候，台湾的诗歌可能向西方走得比较远，回到原点也比较快。

后来我下决心把中国传统诗歌和诗话都通读一次，在古人的东西里，我发现一种新的美，比如在李贺的诗里发现超现实主义，而中国只是没有这个词语而已。我开始重新反思，中国的现代诗如何突破困境。这种路向也就是后来台湾诗坛的主流：把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美学结合起来。在大陆的年轻诗人也是受到革命诗、政治诗的影响，对台湾语言不太习惯。台湾语言既有生活化的语言，也有社会化的语言，诗的审美特性显得活泼、有亲切感。这类型的诗很受读者喜欢。西方思潮与中国传统的结合，不但是台湾诗歌的主流，也是香港、新加坡，包括局部华人文化圈的主流。

晶报：“中国新诗传统，仿佛在大陆断裂了，但是在台湾却保持了下来”，在大约20年前，我的这个观点曾经受到老师批评，如今这这似乎已成为一种常识。但是后来我又发现，台湾诗歌似乎也在变化，至少现在不像当年那么繁荣，且能产生一批开创性的诗人。

洛夫：上世纪三十年代，像徐志摩、李金发那类诗人是全面的、无条件地向西方学习，这个倾向一直延续到台湾，影响差不多持续了五、六年。后来，诗界发起了一个现代诗运动。经过《现代诗》的创办者纪弦先生的倡导，很多年轻人开始感觉到：“五四”时代的诗，在语言方面不是很完美，甚至有些语言很粗糙，对诗的追求不够纯粹、彻底。于是他们开始反思，把西方思潮和中国传统相结合。这可能是台湾诗歌发展得比较好最重要的原因，这种发展持续了二三十年。

后来，由于台湾这个地方具有特殊的本土性，本土诗歌就比较排外。有一派本土诗人排斥外省诗人，他们有“意识形态放到第一位，诗歌放在第二位”的倾向，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倾向。同时，他们以台湾化的语言写诗，台湾化语言的组合完全不一样，导致读者的范围很小，所以影响不大。

晶报：在台湾年轻一代诗人中，您觉得哪些诗人做得比较好？

洛夫：新一代诗人大多是来自学院的诗人，我们那一代很多来自军旅。学院派诗人接受传统国学知识，受中国语言的影响，所以写的诗比较文雅一点，因此也有一些比较文雅的诗出现。台湾过去有一个现象，几个大报都由诗人担任主编。他们对台湾诗坛也产生影响，经常刊登诗歌作品。

晶报：您曾经说年轻诗人为了迎合大众，把诗歌写得很直白。其实在大陆还有这样一种现象，有更多诗人转行，放弃写诗而从事其他行业。您对此怎么看？

洛夫：我觉得这个很正常，没有关系。转业之后剩下的诗人就专门写诗，反而使诗歌更加纯粹。今天大部分的诗人总没有正常化，总是带有一种目的性，好像要自讨民心一样。

写诗不仅是写作行为，更是价值的创造

晶报：您在中国当代诗人中非常特别，诗歌艺术生命很长，甚至被称为“高龄产妇”，能一直保持如此高产的秘诀是什么？

洛夫：我73岁写出3000多行的长诗《漂木》时，整个台湾诗坛都感到惊讶。我知道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感到好奇，也有很多记者问我，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我，无怨无悔从事这样一份孤寂的事业？在诗歌处于边缘化的今天，我觉得如果一个诗人没有自信和信念，不可能做这样一件事情。当我的诗歌投入市场时，我从来不以市场经济的价格来衡量诗歌的价值。

当然有人说，今天不是诗歌的时代，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诗歌的时代。现在有很多不幸和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诗歌使人的精神得到安慰。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诗都能产生这种效果，也并不是所有读者都能够产生这种反应。我总觉得，诗歌有一种创造和想象的空间，能实现人的某种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