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公心态文化 

　　关公心态文化，尤其是其中观念形态的内容，是关公文化中最深层次、最本质、最重要的内容，集中体现了关公的思想、道德和精神，它包括：忠、义、仁、智、信、礼、勇。 

　　忠，是关公文化的首要内容。所谓忠，是指对皇帝的绝对忠诚，即忠君。对关公来说，就是对汉末皇帝汉献帝、蜀汉皇帝刘备的忠，对刘汉皇权的绝对服从。忠君，是封建社会最高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也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准则。这是由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的。封建社会是封建帝王的“家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就是国家的代表。在这种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忠君观念，在本质上是把君作为国家的代表，“忠君”的背后，是一种深层的国家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忠君，是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经过统治阶级的大力宣扬，已深深地根植于人们心中。造反、弑君等任何有损皇权的行为都被看做是十恶不赦的罪过。只有绝对效忠皇帝，才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楷模。关公正是一个理想的忠君典范。关羽与刘备、张飞桃园三结义”，誓愿“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是关公忠的内容，也是其终生的行动纲领。为实现这一目标，关公一生忠心耿耿跟随刘备，“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无论顺境逆境，从未动摇过对刘备和汉王朝的忠诚。最能体现关公忠诚的是降汉不降曹，最终又辞曹归刘一事。当下邳失陷，关公被困上山，张辽以“三罪说”劝降时，关羽则以“三约”作为投降条件。“三罪”、“三约”都围绕一个“忠”字。“三罪”是说不降而死是不忠，“三约”则说只有“忠刘”才能投降，投降是为了“忠刘”而非求生。这样，看似“背刘”的投降就成了“忠刘”的不得已之举。投降之后的种种表现也充分体现了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忠刘”精神。辞曹归刘则更是“忠刘”之壮举。面对曹操百般拉拢利诱，关羽“忠刘”之心坚如铁石。曹让张辽去探问：“玄德待兄，未必过于丞相，兄何故只怀去志？”关公回答道：“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刘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此。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辽曰：“倘玄德已弃世，公何所归乎？”公曰：“愿从于地下。”这斩钉截铁的回答，充分表现了关公“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的决心。当关公得知刘备下落后，毅然挂印封金，不避千难万险，过关斩将，千里寻兄去了。对于这种去安及危，效忠刘汉王朝的忠义行为，后人有诗赞曰：“彻底一忠，耿耿乎生死不相背负；横绝千古，洋洋哉云天常著英灵。”“劲气常摩星斗，精忠直薄云天。”关羽与刘备，除了君臣关系之外，还有兄弟与朋友的关系。因此，人们往往认为，关公的忠，除了忠君之外，还有忠友的含义。此议不无道理。但即便如此，忠友对于忠君来说，也只是从属的意义，因忠君是高于一切的，而且刘备这个“兄友”本身就是“大汉皇叔”，而非一般的兄弟朋友。所以，忠友的本质还是忠君。而且，忠，一般是就君臣上下等级关系来说的。义，才是处理横向人际关系的范畴，朋友之间的关系一般用义来概括。宣扬忠君思想是封建统治者用来束缚人民，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手段，其实质就是要人民群众俯首贴耳地被统治，各级大臣官吏忠心耿耿为皇帝效力，以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皇帝的九五至尊。这就是历代帝王屡屡加封，把关羽推崇为忠君典范的目的。

　义，是关公文化最重要的内容。在关公精神的诸因素中，义的含义最丰富，涵盖面也最广。关公文化中的义，有两方面含义，第一方面的含义是正义、义气、侠义，这种含义比较接近义的本来意义，是义的一般意义。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义的原义是指合乎一定的道或理，符合某种标准。符合某种标准的行为就称为义，可以引申为正义。它是处理一切人际关系时的道德观念和标准的总概括。这种义又具有先秦时期的侠义精神，关公与刘备、张飞结盟之纽带就是一个“义”字。义伴随了刘、关、张的一生，以结义始，以死义结。这个“义”就是“同心协力，救国扶危”的誓言所表达的堂堂正义。桃园结义，三人共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这就是彪炳千古的兄弟义气。为实践这种义气，在关羽被害后，刘备宁舍弃江山社稷，也要为关羽报仇。最终，刘备、张飞双双为报仇而死。这就是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的义气。关羽的侠义最明显地体现在两件事上：其一，是在家乡杀豪霸，为民除害。据《关帝全书·圣迹图志·出告庭闱》载：“圣帝二十岁，告父母曰，儿已有后，足奉祖祢，今汉室将尽，宵小盈庭，谁为扶红日照人心者？遂诣郡陈时事。”又据《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全图考·悯冤除豪》释文曰：“圣帝至旅舍，闻邻人哭甚哀，叩之乃韩守义也。遭郡豪吕熊荼毒。吕党连七姓，黠猾事，蔑职纪。圣帝眦裂发竖，命守义至七所，悉斩杀之。”此事即为陈寿在《三国志》中所记“亡命奔涿郡”的原因。按一般情况，杀人是犯律的，但人们却不这么认为，而把它看成是正义行为，就是因为它体现了社会下层民众所推崇的行侠仗义精神。 
 其二，是许田围猎时欲杀曹操。这件事《三国演义》有详细描写，《三国志·关羽传》正文未记载，但在注释中记述了这件事：“《蜀记》曰：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摇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关帝全书·圣迹图志·许田愤奸》也记述了这件事，在围猎中，关羽见曹欺君，“帝不禁大怒，提刀拍马，欲出斩曹”。刘备因“恐投鼠忌器”而予以制止。从如上记述，可知确有其事。在曹操有十万军士护卫的情况下，关公出于忠君的义愤，意欲除奸，足见其不顾风险，舍身取义的豪侠义气，“大义参天”的精神。关公的义气，最令人折服、被人称道的还在于：它不仅对兄弟、对朋友讲义，而且对敌人也讲义。这体现在华容释曹一事上。当初关公在曹营被厚待，挂印封金离曹营时关公曾留书曹操曰：“新恩虽厚，旧义难忘。……其有余恩未报，愿以俟之异日。”在曹操赤壁之战大败路过华容道时，关云长甘冒杀头之危险（已立军令状），放过曹操。对这种纵敌行为，人们不仅不予谴责。反而歌颂道：“只为当初恩义重，放开金锁走蛟龙。”原因就在于此举突出了关公知恩必报，一诺千金，义重如山的品格。关羽被俘在曹营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对刘备的义的精神，赢得了曹操的高度评价。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救白马曹操解重围”中，曹操就曾三赞关公的义气。第一次是当关公提出要曹操退兵，让他回城向二位嫂嫂报告投降一事时，谋士荀彧怕有诈，操曰：“云长义士，必不失信。”第二次是当曹操赠袍与关公，关公却把旧袍罩在新袍之上，以表示“不敢以丞相之新赐而忘兄长之旧赐”。操叹曰：“真义士也！”第三次是当张辽说，关公“终不可留”时，曹操又一次叹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还有人写诗叹曰：“威倾三国著英豪，一宅分居义气高。奸相枉将虚礼待，岂知关羽不降曹。”关公一生对刘备做到了“义不负心”，在麦城之败后，终于“舍生取义”。关公的正义、义气、侠义，是关公文化中义的基本内容。关公文化中义的第二方面内容，即忠义、仁义、信义、礼义等，是引申的义，特殊的义。桃园结义的誓愿“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就是忠义的内容。辞曹归刘是关公忠义最集中的表现。这里的义即兄弟之义、朋友之义，是从属于忠--忠君、忠于刘备的，是与忠相统一，以忠君为前提的。这才是统治阶级所提倡的义。而一般的正义、义气、侠义，如杀豪强、杀官扶贫的义，反映了社会下层群众的利益，是他们所推崇的义，这种义对统治阶级来说，是“以武犯禁”，只会鼓励民众不安分守己，造成社会动乱，因此是受到坚决反对的。所以，关公的义，具有两面性，作为一般的义气、正义、侠义，它为社会下层群众所拥护；作为忠义，代表了封建统治者的利益。这也同时说明了关公的义具有最大的包容性，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既有被社会上层拥护的方面，又有代表社会下层群众利益的一面。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关公的义上求得了共同点，这就是关公之所以世代被官民共崇，形成超阶级的“全民文化”的内在根源。千百年来，历朝历代的帝王，无不极力推崇关公；封谥不断，虔诚祭拜，归根到底，就是看中了关公的忠义。清代顺治皇帝特意在关公的封号中加上“忠义”二字，乾隆皇帝惟恐对“忠义”强调不够，专门颁旨改谥，规定谥号必须加“忠义”。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关公塑造为一个理想的忠君典范，让人们顶礼膜拜，永远忠于封建王朝。相反，世世代代的社会下层群众虔诚地敬仰关公，是把关公看成行侠仗义、打官救贫、扶危解困的英雄豪杰。梁山好汉等造反义军、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帮会组织和社会团体，乃至一些黑社会组织，都把关公的义气、侠义作为维系内部关系的精神纽带和支柱，以此来凝聚力量，开展活动。因此，关公的义深得人心，在基层群众中有着深厚基础。忠义作为封建社会有主导意义的价值观念，曾吸引无数的卫道士去追求“忠义双全”的境界，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失败了，如岳飞就是一例。惟有关公实现了忠与义的完美结合。你看他，辞曹归刘，忠得多么彻底；华容释曹，又义得多么潇洒！真是“彻底一忠”，“义贯千古”！为人们树起了一面忠义的旗帜。正义、义气、侠义、信义、仁义、礼义，等等，作为重要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已被广大的群众特别是社会下层群众所认可、推崇和继承，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关公被称为“义神”、“义绝”，其义囊括了义的全部精髓，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仁，是关公文化的又一内容。所谓仁，即爱人。《论语·颜渊》中写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有仁爱、仁慈、仁厚、仁道、仁义等含义。其基本含义是指爱心、爱人之心。关公不仅勇武绝伦，而且宽厚仁慈。 正如曹操的谋臣程昱所言：“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人有患难，必须救之，仁义播于天下。”正是这番话，促使曹操在华容道以旧情打动了关公，从而脱险。华容释曹最突出地表现了关公的仁义之心。《三国志·吴主传》记载，曹操在赤壁大战中，大败于蜀吴联军，战船被烧，“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仓皇逃窜至华容道时，“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伤者甚众”。真是狼狈不堪。曹操动之以情，关公已产生恻隐之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便放走了曹操。“云长回身时……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于是“长叹一声，并皆放去”。关公这种仁具有超乎常人的意义，因这已不是对主、对兄、对友的仁，而是在以刀枪相见、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对敌的仁！而要做到这种仁，则需付出巨大的代价--冒杀头之危险；这是关公心里很清楚的事。这种为了拯救他人，而且是敌人，而宁愿牺牲自己的舍己为人之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看来，无疑是一种十分高尚的“杀身成仁”的“忘我”境界。因此，华容释曹一事被人们看做是表现关公大仁大义的壮举，千百年来受到称颂。尽管这在我们看来是一种不分敌我的行为，是愚蠢的“宋襄之仁”。关公对敌人都能做到仁，对友、对下级、对一般人的仁，当然不在话下了。《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记述和描绘了关公平生无数的仁义之举，如他善待卒伍，接近普通人，义释貂蝉，在曹营因“二嫂思兄痛哭，不由某心不悲”而落泪，等等。也正是由于关公平常对自己人的仁，才有在对敌对己都生命攸关之时对敌之仁。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关公不仅生前是位仁爱之人，而且死后更成为仁爱之神。你看，关帝爷抗敌护国，救灾保民，扶贫济困，惩恶扬善，祛病疗疾，辟瘟禳灾，还可以科场促考，佑人发财，甚至还有给人“送子”的神通，真是一位做尽了善事的菩萨！总之，在人们的眼中，关老爷是什么好事都办的仁义之神。当然，这不过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和期盼。但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仁是关公文化中具有丰富内涵的一部分。“仁”是中国伦理学说中最重要的范畴，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可以说是中国道德精神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共德和恒德。“仁”不仅是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道德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且也是世俗道德生活中最普遍的道德标准。在中国文化看来，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仁”与“人”、“道”是同一的。“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发端于人类共同生活中形成的“恻隐之心”，即同情心，基于人们家族生活中的亲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的核心是爱人，“仁者爱人”。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又把仁、义、礼、智作为人之“四端”，而仁为“四端”之首。由此可见，仁是儒家精神的精髓，是儒家世界观的核心和行为的最高准则。关公熟读《春秋》，深谙儒家精义，并身体力行，实践了仁的精神。另一方面，关公之仁，也是儒家文化塑造之功。关公被儒家称为“圣人”，与孔子齐名，在儒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经过世世代代的宣扬，关公就演变成为人们理想中的仁义典范。反过来，关公这一仁义典型，又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文化增添了富有特色的内容。

 

　　智，是关公文化的又一内容。所谓智，即智慧、智谋、智能，引申为有知识、有文化、有计谋。关羽是一员武将，但并非一介武夫，而具有一般武将所没有的长处--文，是一位具有儒雅风范的名将。关公的智、文，表现在其平生的活动与人们对其崇拜行为中。水淹七军等征战事迹就是关公智勇双全形象的写照。关公一生喜读《春秋》，最为人们所称道。清代人张鹏翮赞关公“春秋之旨，独得其宗”。此外，相传关公还有少量著述，如书信（致曹操、陆逊等人）、书法（“四好”）、绘画（风、雨竹）与诗（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以及《忠义经十八章》、《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所谓关公的著述书画，有些可能是关羽的，如书信一类。有些很可能是附会，即后人或好事者附加于关公的。但这确实反映了一种意愿，即希望关公具有能文能武的理想的“完人”、“圣贤”人格。特别是关于“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的“四好”格言，更体现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关公曾谆谆告诫儿子关平：“凡将者，不识文，愚者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关公的爱智、重智。关于“夫子”的称谓，也充分反映了人们对关公文、智的赞颂和崇敬。“夫子”是旧时对学者的称呼，也是对一般文人的称谓。称关公为“夫子”，既体现了人们对关羽文、智的肯定和赞扬，更反映了人们对关公的某种期盼，反映了人们力求塑造关公完美形象的追求，反映了人们对理想的完美人格的向往。

　清代文人毛宗岗在讨论《三国演义》时，曾把诸葛亮称为“智绝”。而关公却是一员武将，武勇是其本质的主要方面，没有像诸葛亮那样的智。但人们岂能容许自己心目中的神圣有缺陷？于是就有了关公的种种“文”的表现，这样，关公就不仅武勇“绝伦”，而且“智慧”超人。人们追求完美的本性最终把关公塑造成为理想的神圣。 

　　信，是关公文化的又一内容。所谓信，是指守信用，重然诺。这是关公的重要品质。关公与刘备一日结义，终身恪守，无论环境如何艰险，诱惑多么强大，从未动摇。对关公在曹营虽受厚恩，然“常怀去心”，曹操感到不理解，派张辽去探问。关公明确回答，他曾与刘备“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对于曹操的恩义，则“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一诺千金，说到做到。在解白马之围后，毅然决然离曹而去，五关六将也难以阻挡。在辞曹书信中，关公曾许下诺言：“尚有余恩未报，俟他日以死答之。”《关帝圣迹图志·圣帝文辞》载：“帝归先主谢曹书”云：“他日幸以旗鼓相当，退君三舍，意亦如重耳之报秦穆者乎。”又云：“窃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内。日在天上，普照万方；心在人内，以表丹诚。丹诚者，信义也。羽昔投诚之日，有言曰，主亡则死，主存则归。新受明公之宠顾，久蒙刘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刘公旧义。恩有所报，义无所断。今主臣得会，觅迹求功，斩颜良于白马，诛文丑于南坡。丞相之恩，满有所报。其留所赐之物，尽在府库封缄。”关公这些关于信义的表白及郑重许诺，字字真诚，掷地有声。后来，在赤壁之战中，关公果然宁愿违了军令状被杀头，也要在华容道放走曹操。在三国人物中，关公可以说是“信义卓著”的名将，作为关公敌对势力的曹操，对其信义也深信不疑。前述关公降曹时要曹退兵，别人怕其中有诈，曹操却坚信关公“必不失信”。如果说关公的义到了超越敌我的程度，那么关公的信同样超越了敌我。纵观关羽的生平活动。信是其思想行为的重要准则，关公已成为信义的化身。关公的信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对儒家文化来说，信是一个重要范畴，它既是政治上的治国原则，又是伦理上的行为准则。孔子说：“千乘之国，敬事而信。”并把“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作为为政的三大要领。三者之中，“信”又是最根本的，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以信为本，取信于民，是重要的治国安邦之道。孔子把信作为做人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的基本要求是言行相符，“言必信，行必果”。“信”不仅可以熏陶人诚实的品质，也是取得他人信任的前提。“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朋友有信”历来是中国人交友的基本准则。孔子甚至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作为自己的平生志向。汉朝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传统道德更是把信和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之一。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公认的价值准则，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美德。经过千百年来的传播和发扬，诚实有信，言而有信，已深深地积淀在人们心底，成为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信的精神，是关公文化中闪光的思想，受到世人的普遍赞誉和推崇，有着永恒的生命力。

　　礼，是关公文化的又一内容。所谓礼，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处理人伦关系的礼仪、礼节，属于社会文明礼貌、伦理道德范畴。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义之邦，知礼、好礼，注重礼义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道德准则，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及其人格的标准。《诗经》云：“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孔子更强调“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文化认为，礼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礼记·冠义》云：“凡人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中国伦理文化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礼仪文化”，礼节、礼让、礼貌，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二，是作为社会制度的礼，即礼制。如孔子所讲的“克己复礼”之礼，属于社会政治范畴。这种礼是治国安邦之本。《左传·隐公十五年》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关公所遵循的礼，首先是忠君之礼，这表现在他对刘皇叔忠贞不渝地拥护。其次，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范畴的礼。二者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关公的尚礼精神，突出地体现丁对刘备及其二位皇嫂的尊重上。《三国志》记载关羽跟随刘备“稠人广坐，侍立终日”，俨然是刘备一个忠实护卫。对甘、糜二夫人毕恭毕敬，礼数十分周到。当土山被困，关公打算“三约”归曹，尚不敢擅自决定，而要向两位嫂嫂请示，“我不曾得嫂嫂主意，未敢擅便”。待嫂嫂首肯后，才做最后决定。在这里，关公显然是把嫂嫂当做主人刘备来看待，严格按照“君为臣纲”、“长幼有序”的礼数来办事的。在归降的路上，关公请二嫂上车，亲自护车而行。安歇馆驿，操欲乱其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在曹营，关公“却又三日一次于内门外躬身施礼，动问‘二嫂安否’。二夫人回问皇叔之事毕，曰‘叔叔自便’，关公方才退回”。当得知二夫人哭倒于地时，“关公乃整衣跪于内门外”，询问事因。在千里寻兄途中于一村庄遇胡华，在其家，二夫人至草堂上，“关公叉手立于二夫人之侧”。    

 　　老人请他坐，他却说：“尊嫂在上，安敢就坐！”真乃诚惶诚恐，不敢越雷池一步！在整个保护二位夫人期间，关公始终把二位夫人的安危作为最重要的事，严守君臣礼义和“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德原则，对二位夫人礼敬有加，堪称遵守儒家礼义的典范。《关帝全书·圣迹图志·禀命收仓》的释文说，关公在往汝南寻刘备的路上，遇周仓，周仓要跟随关公，关公不自作主张，而是禀二位嫂嫂，由于甘夫人不同意收留，关公便“辞仓”。但周仓态度既诚恳又坚决，一定要追随关公。“帝察其诚，复禀二嫂，命收之。”在这件事上，关公完全是按照“君君、臣臣”的封建礼义办事，丝毫不以两位夫人的保护者自居，而是一再请示，严格听命于二位夫人，真是做到了俯首听命，惟命是从，是一位遵守封建礼义的典范。关公之礼亦有“彻底”、“一贯”的特点。不仅对主人、兄嫂施之以礼，对敌也以礼相待。当得知刘备在袁绍处，陈震让他马上就走时，关公却要待“辞却曹操”然后再走。说：“吾来时明白，去时不可不明白。”这表明他做事光明磊落、“君子坦荡荡”的情怀礼义。当陈震问，如果曹操不让走怎么办？关公回答说：“吾宁死。”表明了关公崇礼已到了不顾死的境界。《三国演义》的精彩描绘，使关公崇礼形象高大而丰满，散发出儒家礼义精神的光芒。当然，关公对刘备及其夫人的礼义，不仅是对兄长、朋友的礼，更是对皇权无上权威的尊重和崇敬，是对君主、主人的礼义。关公作为礼义典范，其尚礼精神是儒家文化、关公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勇，是关公文化中别具特色的重要内容，也是关公精神的显著特点。勇即勇敢、勇武、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精神。关公之所以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敬仰和传颂，勇武神威是一个基本原因。勇是关公文化最表层，也是最明显直观的内容，最容易被人认识和接受。对关公勇武的认识，并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和细心的研究。无论是满腹经伦的文人，还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只要看到关公手提青龙刀，跨下赤兔马的雄姿，就可感到其有万夫不挡之勇。经过历代文人雅士的极力宣扬，特别是《三国演义》这一“天下第一才子书”的精心描绘，关公作为“武圣人”、“古今名将第一奇人”勇冠三军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温酒斩华雄”，关公初露锋芒就不同凡响，令各路诸侯震惊。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充分显示了关公的神威。在颜良连杀曹操二将，耀武扬威之时，曹操请关公出马。面对颜良严整有序的阵势，曹操说：“河北人马，如此雄壮！”关公却说：“以吾观之，如土鸡瓦犬耳！”颜良则“如插标卖首耳！”然后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风目圆睁，蚕眉直竖”直冲河北军阵，只“手起一刀”便将颜良“刺于马下”，又下马割了首级“拴于马项之下，飞身上马，提刀出阵，如入无人之境”。作者借曹操之口赞曰：“将军真神人也！”非神人何能如此勇武绝伦呢！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以及刮骨疗毒等事迹，淋漓尽致地刻画丁关公的神威勇武。

　　小说的描写并非纯粹的虚构，而是有一定的史实为基础的。《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评曰：“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关羽给诸葛亮去信问马超：“人才可比谁类？”诸葛亮在给关羽的回信中赞誉道：“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三国志·蜀书，张飞传》曰：“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魏谋臣程昱等咸称羽、飞万人之敌也。”《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载，吕蒙对鲁肃说：“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熊虎也。”《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周瑜上疏孙权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上述史籍所载，说明关公确实是一位勇武超群的名将。需要指出的是，勇，如果不受德智统辖，便是莽夫之勇。关公的勇武并非武夫之勇，而是一种在忠义之德统帅下的智勇，是一种有胆有识的智者之勇。《关帝全书·圣迹图·单刀赴肃》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该图的释文曰，东吴的鲁肃、吕蒙欲索还荆州，定计邀请关公相会，“帝谓其将佐曰，吾不去，即去而以兵，是示怯也。乃驾舟以往。肃言荆州事，帝曰，乌林之役，吾主亲在行间，戮力破敌，岂得徒劳无一抔土，而足下欲收地邪？肃辩之，帝曰，此非吾所能与也。吴人方欲以兵劫帝，周将军仓大目曰，土地惟有德者居之，荆州岂必为吴有耶？帝变色夺刀，目仓曰，此国家事，汝何敢多言！遂携肃手，至江边，登舟别肃曰，吾醉也，幸更会”。“单刀赴肃”这一争夺荆州的斗争，真是斗智又斗勇，充分体现了关公亦文亦武、智勇双全的品格特点，这正是其胜出一般武将的地方。关公非同寻常的勇武，受到人们世世代代的称颂。许昌灞陵桥关庙有联：“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丧胆；单刀会鲁肃，江南文武寒心。”贵州镇宁县有联曰，“声威何其震，功勋何其赫，忠义何其重，真武圣人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诚大丈夫哉！”杭州关庙的楹联则赞曰：“义勇冠三分，想西湖玉篆得摹，终古封侯尊汉寿；威灵跻吴相，看东浙银涛疾卷，迄今庙貌并吴山。”中国传统美德中自古就有“勇”的德目。孔子把“知、仁、勇”称为三达德，仁是核心，知即知仁，勇以行仁，三者形成知、情、意一体的德行。 

　 孟子把勇分为三种：血气之勇，即凭力气的勇；意气之勇，即凭意志的勇；“大勇”，即恪守道德信念的勇。“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之勇就是“大勇”。关公之勇就是这种包含坚定道德信念的最高层次的“大勇”。力、勇、智又是古代英雄品格的集中体现，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必具素质。崇尚力、勇、智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因此，人们崇拜关公的勇武，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底蕴。在这种崇拜中，充分寄托着正战胜邪、善战胜恶的道德理想。人民渴望关公这样充溢着力、勇、智的英雄，正反映着历史的要求，因为喘息在残酷封建统治下的民众，想起而反抗、斗争，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勇、智。同时，处于人民对立面的封建统治者，也需要武力来维持其对人民群众的统治。这样，民众与统治者，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和立场出发，都对关公的勇武予以崇尚，从而使社会对关公勇武的崇拜长盛不衰，使勇成为关公文化中富有魅力的内容。  

 

　　二 关公文化的核心

　　在关公文化的物质内容与精神内容中，精神文化更为重要；在关公精神文化中，心态文化比行为文化、制度文化更内在、更重要。 

　　关公文化的忠、义、仁、智、信、礼、勇诸内容，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忠与义结合，是忠义；义与仁相联，是仁义；智与勇相结，是智勇；信与义相系，是信义；礼与义相合，是礼义；仁与勇相融，是仁勇。孔子曰：“仁者必有勇。”说明仁与勇是紧密联系的。但这并非说，关公文化的诸观念形态内容是无区别的同等重要。就重要性而言，勇是较为重要的一个层次，而忠、义则是更为重要的层次，是关公文化整体内容的核心。

　　在关公文化的上述诸要素中，勇是比较表层的内容，但也是比较重要的内容，它是忠、义、仁、智、信、礼得以实现的条件和保证。在汉末诸侯割据，群雄并起的局面中，关公要对国以忠，待人以义，处世以仁，行事守信、礼等，没有勇武的精神和能力是办不到的。靠着他的勇武绝伦，才能过关斩将，千里寻兄，做到对刘皇叔的忠诚；靠着他的勇武，才能行侠仗义，斩杀豪霸；靠着他的勇武，才能行仁德，做好事，等等。在后世，关老爷的勇武超群，鼓舞了一代代社会下层民众惩恶扬善的士气。 

　　关公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忠义。关公“彻底一忠”，“义贯千古”，他就是忠义的化身，其一生就是一曲忠义的歌。忠义是关公文化的核心，关公文化的研究者对此已形成共识。究其原因，有三个方面：其一，从忠义的内涵与重要性看，忠与义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乃至整个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普遍的两个范畴，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它涵盖了人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忠调整着封建社会中君臣之间、上下级之间、父子之间纵向的人际关系，要求后者无条件地服从前者，从而形成等级森严、以皇帝为至尊的社会秩序；义则调整着朋友、同级、同辈一类横向的人际关系。忠义的内容都是覆盖全社会的，但忠更为统治阶层和正统社会所推崇，而义则更受市民社会、江湖社会的拥护，忠义结合，可谓上下沟通，左右逢源。崇祀关公，宣扬关公文化“欲使君臣劝忠，朋友效义”。这对封建社会正常秩序的维护是绝对重要的。其二，从忠义与关公文化中仁、智、信、礼、勇等内容的关系看，忠义是最能反映关公文化精神实质的部分，是规定、联结关公文化各方面内容的核心。忠体现着封建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是义、仁、智、信、礼、勇的基础和前提。义必须是忠义，即忠君前提下的义，才是封建社会所认可和提倡的。信也必须是忠信，信用要服从对皇帝的忠诚。勇也必须是忠勇，造反者的勇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忠是贯彻关公文化所有内容的，如此才“彻底一忠”。义则是更明显地渗透于关公文化其他诸内容之中的，仁、智、信、礼、勇都贯穿着义的内容，是仁义、义智、信义、礼义、义勇。可见，忠义是统帅仁智信礼勇的，是关公文化的本质与灵魂。其二，从人们对关公文化的评论和赞誉看，对关公文化称颂最多的集中在忠义方面。“精忠贯日月，大义薄云天。”“彻底一忠，耿耿乎生死不相背负；横绝千古，洋洋哉云天常著英灵”“英贯金石，壮节植纲常。平生一片心，皎如赤日光。当其忠义直欲凌太行。”……自古至今，歌颂关公忠义精神的文字不计其数，仅从关庙楹联这种最能揭示关公文化精髓的形式看，赞关公忠义的所占比重很大。又如：“英雄有几称夫子，忠义惟公号帝君。”“秉烛岂避嫌，昼夜思汉室；华容非报恩，始终藐奸雄？”“志在春秋，自昔尊王伸大义；身骑箕尾，于今配帝答孤忠？”“天地一完人，文武才情忠义胆；古今几夫子，英雄面目圣贤心。”“师卧龙，友子龙，龙师龙友；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大义秉春秋，辅汉精忠悬日月；威灵存宇宙，干霄正气壮山河。”于右任先生曾为马来西亚关庙题联：“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如此等等，不列举了。这些楹联无一例外地高度赞誉关公的忠义精神和壮举，歌颂了关公平生对刘汉朝的无限忠诚，对兄弟、朋友的参天大义。由此不难看出，人们是把忠义作为关公精神的代表来看的。在这一点上，封建帝王并不愚蠢，他们宣扬关公也知道关键之点。三国之后，历代皇帝对关公的封谥中突出地宣扬“忠义”精神。

　　7 关公文化的内容与形式  

 　　第一个封谥关公的是宋徽宗，他于崇宁元年（1102）敕封关公为“忠惠公”，又于宣和五年（1123年）追封关公“义勇武安王”。在其影响下，后来各地许多关庙都俗称“忠义庙”或“三义庙”，皆突出忠义。宋徽宗在对招安后的梁山起义军头领进行分封时，仍然是强调忠义。把起义军的“正将封忠武郎，偏将封为义节郎”。清代第一个皇帝清世祖福临于顺治九年（1652年）在关公的封号中加“忠义”二字，称“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其后代乾隆皇帝又专门下诏，将封谥关公的“神勇侯”，改谥为“忠义侯”。惟恐人们不知“忠义”之重要，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为关羽改谥专门颁发了一道谕旨：“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节气凛然，乃史书所谥，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遂不为之定论，岂得为公。从前，世祖皇帝曾降谕旨，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褒扬盛烈……夫神之义烈忠诚，海内成知敬祀，而正史犹存旧谥，隐寓讥评，非所以传信万世也。今当抄录《四库全书》，不可相陋习，所有志内关帝谥，应改为忠义。但本传相延已久，民间所行必广，难于更易，著交武英殿，将此旨刊载传末，用垂永远。其官板及内府陈设书籍，并著改刊此旨，一体增入。”在这里，乾隆竟批评历史，篡改历史，以强调对关公忠义的崇奉，足见对忠义是何等重视。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忠义乃关公文化的核心。

　　忠义是关公文化的核心，已为定论。如果再深入一层看，忠与义在关公文化中是有区别的。首先是适用范围的区别。忠更多地是适用于封建统治阶层的，主要在社会上层人物中体现得更明显。而义则更多地适用于社会基层群众。就拿梁山农民起义军来说，口口声声“招安”，效忠皇帝的只是以宋江为代表的起义军上层人物。而阮氏三兄弟、武松、鲁智深、李逵等起义军下层人物则是重义胜于忠君，他们才更能体现“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的造反精神。当宋江作词“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时，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黑旋风更是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撕作粉碎。从整个关公文化的社会影响来看，拥护义的人比拥护忠的人数更多些。当然这样的区分是相对的，拥护忠的人往往也不反对义；主张义的人中许多也讲忠君，但上述武松、李逵以及鲁智深等封建社会的造反者是只讲仗义不讲忠君的。  

其次，是忠与义重要性与地位的区别。这又有两种情况，在关公那里，义重于忠，义比忠更彻底地贯穿于关公一生的言行之中。关公对刘备在自觉的层次上是“彻底一忠”的，而“义”无论是在自觉不自觉的层次上都是贯彻终生的。在关公未遇刘备之前，在家乡曾有杀豪霸吕熊、为民除害的义举，并因此而“亡命奔涿郡”。这种行侠仗义行为，为民所乐道，而为统治者所不容。因为只要仔细一分析，就会发现这种“义举”是有违封建统治秩序的，本质上是一种“造反”，支持这种行为，等于支持社会的动乱。因此，这种“义”与“忠”是有一定矛盾的，关公的“义行”，客观上是背忠的，不过，它可能是不自觉的罢了。由此，可以得出一种初步的结论：关公一生还有某种客观上的不“忠”之举，尽管是不自觉的。但义却不然，自始至终，一“义”贯之。当义与忠发生矛盾时，是义克服了忠，所以，义成了他行为的最高准则，尽管这只是在某些情况下发生的事。华容释曹就是以义害忠的一例。曹操本是刘备之敌，理应消。但关公为了报曹操之恩，竟放走了曹操。正如《三国演义》第五十回的诗曰：“曹瞒兵败走华容，正与关公狭路逢。只为当初恩义重，放开金锁走蛟龙。”华容逢曹，对关公来说，确是忠义难以两全。忠刘就应杀曹，讲义就要放曹。在忠与义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关公最终选择了义。从而造成对刘的不忠。这说明关公的义是高于忠的。从人们对关公忠义的评价及社会影响看，义比忠更突出。清代修订《三国演义》，深谙其精义的毛宗岗，把关公称作与诸葛亮“智绝”、曹操“奸绝”并列的“义绝”。明代学者李贽《焚书》称刘、关、张为“三杰”，并发出感叹：“呜呼！惟义不朽，故天地同久。”今人柯文辉先生在其著作《解州关帝庙》中，也明确指出“关羽身上，义多于忠”。由此可知，义是关公精神的核心，也是关公文化的代表。忠不能单独作为关公精神的代表，在忠作为关公文化代表时必离不开义，只有忠义才可以代表关公文化的基本精神。关公作为“义绝”，真是名副其实，其执迷于义，已到了不分敌我的地步，以至于屡屡受挫。《三国演义》第七十六回写到，在关公败走麦城前夕，被魏吴联手夹击，在此你死我活之际，关公还念念不忘与曹操、孙权的将领徐晃、吕蒙的“朋友”之“义”。徐晃奉曹操之命攻关公，而关公还在阵前责问：“吾与公明交契深厚，非比他人；今何故数穷吾儿耶？”自以为满有道理。而徐晃的回答却是：“厉声大叫曰：‘若取得云长首级者，重赏千金！’”关公还吃惊地问：“公明何出此言？”晃曰：“今日乃国家之事，某不敢以私废公。”“言讫，挥大斧直取关公。”关公已被“义”蒙蔽了双眼，不辨是非敌我。在徐晃面前刚吃了“义”之亏，转眼之间又在东吴吕蒙面前重演“义”之故技：关公在荆州路上，进退无路之时，又差人遗书吕蒙责之：为何背弃昔日之好，取了荆州？而吕蒙回书曰：“蒙昔日与关将军结好，乃一己之私见；今日之事，乃上命差遣，不得自主。”蒙与晃的回答何其相似乃尔！公私多么分明，忠君立场多么显明！与关公公私不分，以义误忠，害国害己是多么明显的对照！这足以说明“义绝”是关公精神的鲜明特征。同时也说明，“义绝”即义的极端，物极必反，正面的义就变成了反面的义，善之义也就转化成了恶之义。关公的义，由于已达到了“绝”的地步，具有“千古一义”的典型性，所以社会影响也远远大于忠。人们往往把关公与岳飞相提并论，称其为忠君的典范，并建“关岳庙”，使其同庙供奉，共享香火。历史上的岳飞的确是忠君的典型，他生为忠君而生，死为忠君而死。其一生奋斗，身为高宗，心为迎徽、钦二帝还，以雪靖康之耻，而且他参与的又是民族矛盾的斗争。相比之下，关公忠的主要对象是尚未即位的汉皇叔刘备，而非在位的汉献帝。故岳飞的忠要高于关公一筹。后世对岳飞的敬仰正是其忠，而关公为后世推崇则主要是义。纵观关公一生，真乃“成也是义，败也是义”。关公确确实实是义的化身。另一种情况是对整个社会来说，就统治者宣扬和鼓吹的关公文化，即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部分的关公文化来说，忠的地位高于义，忠统帅义，义从属于忠，为忠服务。这是由于在封建社会中，忠君是最重要的思想政治原则，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道德观念。封建统治者从维护皇权的决对权威性出发，都极力强调和宣扬忠君思想。受其影响，一般民众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点。《水浒》中记述，梁山好汉的聚集之地，原来称作“聚义厅”，后来特意改为“忠义堂”，一字之差，就改变了梁山起义的宗旨，由聚义造反变为忠君报国。

最后，义比忠更广泛地渗透于关公文化的其他要素之中。在关公文化的忠、义、仁、智、信、礼、勇诸要素中，忠主要是与义结合--忠义，与信结合--忠信，与勇结合--忠勇。而不但渗透于忠，而且与仁、智、信、礼、勇诸内容紧密结合，融为一体，形成忠义、仁义、信义、礼义和义智、义勇，就是，忠、仁、智、信、礼、勇都是在与义的统一中存在并得以体现的，而没有离开义的纯粹的忠、仁、智、信、礼、勇，这是一种内在的结合与统一。因此，义比忠与关公文化的其他部分的联系更紧密一些。 
　　忠与义又是紧密联系的。一方面，忠主导义，忠需要义为其服务，离开了义的精神，忠君不容易实现，忠离不开义的配合。另一方面，义气不能离开忠君，否则就可能形成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江湖义气、造反精神。对封建社会的政治需要来说，忠与义必须统一。  

 

　　三 关公文化的表现形式

　　任何事物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表现内容。关公文化结构的复杂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决定了关公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概括起来主要有10种形式： 

　　第一种，关公生前活动及其身后种种传说中的遗迹、遗址、遗物等文物古迹。如山西解州常平关公的诞生地、许都故宅、江陵城、关公挑袍处--河南省许昌市灞陵桥、关公水淹七军之地--湖北省襄樊市罩口川、古麦城、华容古道、掇刀石、卓刀泉、故关州、关公洞、磨刀石、洗马口、樊城、饮马泉、青泥池、汉城、关王岭、刷马岭、马跑泉、关公濑、铜柱、关山，以及关公的刀、印，无数的记述关公生平事迹和歌颂关公圣德的碑刻，等等。 

　　第二种：纪念关公的各种建筑。包括遍布全国城乡及海外的无数关帝庙宇、宫观、殿堂。最著名的如山西解州关帝庙、福建东山关帝庙等。园林．如洛阳关林。陵墓，如湖北当阳关陵。

　　第三种：以关公命名的街道、公园、商店、宾馆、企业、产品等文化现象。仅关公故里山西运城市就有关酒集团、关公大酒店、春秋楼酒店以及关公酒、关酒、武圣矿泉水、武圣西服，等等。
 
　　第四种：各种祭拜关公的礼仪规定、祀典制度；关帝庙建筑的规格、用料颜色等严格的规范制度，等等。

　　第五种：古今中外各种纪念、崇拜关公的民俗风情、传统习惯。如悬挂关帝圣像；关帝诞辰、忌日的祭祀活动，包括举办庙会、演关公戏剧等；以及许多具有迷信色彩的活动：扶乩、占卜、抽“关帝签”，等等。

　　第六种：有关关公的各种著作、作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关公本人的少量著述。关公一生征战，少有著述，遗留下来关公作品主要是些书信，至于《忠义经十八章》之类，很可能并非出自关公之手。关公的书信，如：《三与桓侯书》、《与张辽书》、《官渡与操书》、《拜汉寿亭侯复操书》、《归先主谢曹书》、《又致曹书》等。二是记述关羽生平事迹的著作。如陈寿《三国志》，以及《华阳国志》、《关帝志》等史书及《关氏家谱》。三是关于关公的传说、故事、神话。这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关圣帝君圣迹图志·灵感考》就记载了53则，如“解池”、“金氏化狗”、“李忠愍公受书”、“沔阳庙存像”、“于保还乡”、“救张妪获生”、“广平府御水患”、“救沈民部”、“顾孝廉起疾”、“疫鬼避神”、“张副使回生”、“降浦氏兄弟手书”、“换目救儒”、“汤旌三返魂”、“显佑高加偃”、“留青日札”、“圣帝世家”、“闽中小记”、“神钺记”、“科名鉴戒”、“明滇志”、“嘉定捍倭庙记”、“公安疗病”、“木刀救张尚书”、“山海关辟瘟”、“钱家庄捍盗”、“戚三郎得妇”、“临场默助”、“周将军泥刀杀逆子”、“救病示医”…… 四是研究、宣扬关公及其精神的著作、典籍，各种文学艺术作品：文章、诗、词、歌、赋、楹联、戏曲、书法、绘画、雕塑，等等。如《三国演义》、《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关帝全书：》等。特别是1995年8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关帝文献汇编》，堪称关帝文献大成，全书分10册，120万字。内容包括图志、汇考、征集事迹、家谱、祠志、陵庙纪略、经训、传说、故事，等等。涵盖了关公研究的所有方面。 

　　第七种：关公的思想道德观念及精神气质，如忠、义、仁、信、礼、勇等。

　　第八种：广泛存在的崇拜关公的情结、情感，包括日常的崇敬、仰慕之情以及宗教情感。 

　　第九种：现代尤其是近年来建立的各种研究、弘扬关公文化的社会组织。如学会、协会、关公或关公文化研究会、宗亲会、研究所、关庙联谊会，等等。 

　　第十种：全国许多地方由民间或官方举办的各种纪念、宣扬关公文化的活动。如关公文化节、关公庙会，各种研究、开发利用关公文化的座谈会、研讨会，等等。 

　　关公文化存在形式的多样性中存在着统一性，各种具体的关公文化表现形式无论多么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一种关公崇拜现象及其对这一现象的关注。

(责任编辑：李晋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