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与我》版本之一

　　“中国通”与“汉学家”

　　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写的是晚清年间的事，其中涉及两个关系为舅甥的美国人。外甥在中国，为北京城里某福音堂的牧师，以布道传教为业；舅舅在美国，因为他拥有很多资产，所以相当牛×。很可能是，或可能将是国会议员之类的要人，这从他一张嘴就说“我们会出兵”的霸凌口气，是可以判断出来的。此人“年轻的时候偷过人家的牲口，被人家削去了一只耳朵，所以逃到中国去，卖卖鸦片什么的，发了不小的财。发财回乡之后，亲友们，就是原来管他叫流氓的亲友们，不约而同地称他为中国通”。

　　从此，“在他的面前，人们一致地避免说‘耳朵’这个词儿，并且都得到了启发——混到山穷水尽，便上中国去发财，不必考虑有一只，还是两只耳朵。(那时还在美国当牧师的他的外甥)生活相当困难，到圣诞节都不一定能够吃上一顿烤火鸡。舅舅指给他一条明路：‘该到中国去！在这儿，你连在圣诞节都吃不上烤火鸡；到那儿，你天天可以吃肥母鸡，大鸡蛋！在这儿，你永远雇不起仆人；到那儿，你可以起码用一男一女，两个仆人！去吧！’”于是，这位其实相当窝囊废的牛牧师，到了北京，居然神气活现起来。不但“有了自己独住的小房子，用上一男一女两个仆人；鸡和蛋是那么便宜”，而且“他差不多每三天就过一次圣诞节。他开始发胖。”于是，他跟他舅舅一样，这个渐渐胖起来的牧师，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通”。

　　“中国通”的说法，由于总能勾起百多年来被列强侵略的阴暗记忆，不那么令人愉快，所以逐渐改称为“汉学家”。然而无论是“中国通”还是“汉学家”，其中有一些是流氓，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此，我每当看到这样一些“汉学家”，来到中国打秋风的时候，那副嘴脸，着实教人不敢恭维。尤其是我同行中的某些人，围绕着这些洋人时那副谄笑胁肩的仆欧相，更是不堪入目。这与老舍先生笔下的那个崇洋媚外的多老大，挟着一本《圣经》，成天跟着牛牧师装傻充愣、卖乖讨好一样，无非想得到几文赏赐，好到便宜坊买点卤肉杂碎，用干荷叶包了回家喝两口白干，他们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虽然，多老大的兄弟，一位正经人劝他：“老大！给咱们的祖宗留点脸吧，哪怕是一丁点儿呢！别再拿洋人吓唬人，那无耻！无耻！”

　　泔水缸里捞出瘪三

　　大概在多老大尾随牛牧师混吃混喝的时候，一个名叫巴克斯的英国人，也出现在了北京城里。

　　此人不是老舍先生笔下牛牧师那种虚构的文学人物，而是真实存在的一个拥有男爵头衔的英国贵族。在他的家乡英格兰的约克郡，人们先称之为Sir(爵爷)，然后才是他的名和姓，埃德蒙·巴克斯(或译白克浩司、拜克豪斯)。他生于公元1873年，死于公元1944年，在北京差不多生活了大半个世纪。

　　这是一个极具侵略色彩的“中国通”和流氓意识的“汉学家”。对中国人来说，尤其对于经历过八国联军和英法联军时代的北京人来说，那段屈辱的历史，那些曾经趁火打劫的“中国通”和为非作歹的“汉学家”，早就被扫进垃圾堆了。然而最近，巴克斯的一本名为《太后与我》的书，先在香港问世，后在台湾出版，接着，在我们这里，一些见利忘义的文化人，也将这个英国老瘪三从泔水缸里翻腾出来。可想而知，这本“睡”了慈禧太后的书，当红一时，译者和出版社赚了一个钵满盆满，连做梦也笑出声来。但是，如此指名道姓地糟蹋死去的人，为老外作伥，给祖宗刨坟掘墓，若按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点衡量，早早晚晚是要受到天谴的。然而这有什么办法呢！人一哈洋，必无心肝，所以慈禧躺着也会中枪。

　　不过，细想起来，西方世界对付中国的手段、伎俩、把戏、招数，一蟹不如一蟹，不免可笑。从18世纪的炮舰政策，到19世纪的殖民蚕食，到20世纪的封锁扼杀，到21世纪的分化支解，如今竟然堕落到用这等手淫式的文学作品抹黑中国，借以宣扬西方优越的沙文主义，标榜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这大概也确是无计可施，才出此下策。如果鸦片战争中的英军统帅义律、巴夏里，或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之流，从地底下活转过来，看到他们的后人，居然下三滥到如此不堪的程度，恐怕又会气死过去。

　　杜撰式新闻的祖师爷

　　巴克斯之所以要到中国来撞撞运气，与老舍先生笔下的牛牧师之舅贩毒中国，倒有相似之处。牛牧师的舅舅因为偷牛在美国混不下去，巴克斯因为债务缠身在英国混不下去，两人走了同一条道。不过，牛牧师的舅舅因偷牛的缘故，被割去一只耳朵，而巴克斯欠债高达32000英镑，一抹脸宣布破产，就开溜到中国了。按18世纪英镑的金本位制，每一个英镑含纯金7.32238克计，那笔钱差不多可以买下3万头牛，然而他却屁毛无损，两只耳朵完好如初地在脑袋上呆着，出现于东交民巷原为淳亲王府的英国大使馆。

　　本来，巴克斯到中国来，走的是时任大清王朝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门路，希望能在这样一个肥得流油的衙门谋一份差使。不知是因他宣告破产的不良记录，还是他声色犬马的浪荡丑闻，不堪收留，考虑其精通中文这一点，赫德顺水推舟，将他荐举给英国驻华使馆。此时，适为戊戌变法的1898年，到了9月份，形势突变，住在颐和园里的老佛爷，一举扼杀光绪新政，下令逮捕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并在菜市口处死谭嗣同等六君子。而当时《泰晤士报》驻远东特派记者莫理循，偏偏在远离北京的外地旅行，于是，越俎代庖的巴克斯以莫理循之名，在《泰晤士报》发表了一连串的北京电讯，其中有许多真假莫辨的“第一手”新闻、胡编乱造的独家消息、扑朔迷离的宫闱内幕，以及无法证实的政变背景，一时间不但轰动英伦，欧美也为之侧目。70多年以后，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费·罗珀经过研究查实，郑重宣布，这一时期《泰晤士报》关于北京康梁维新以及随后的政变报道，“绝大多数是巴克斯出于维持生计需要而进行的杜撰”。

　　文学允许虚构，不虚构哪来文学。新闻必须真实，不真实还能算是新闻吗？那就是造谣了。百多年来，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信口雌黄，扭曲真相；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煽动蛊惑，挑拨离间……看来，这是一脉相承，其来有自，祖师爷就是这位巴克斯男爵。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费·罗珀的结论，“杜撰”二字，正中造假作伪者的命门，不但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巴克斯，也使伪善的西方媒体露出本相。如果说，男爵先生的杜撰，是为了“维持生计需要”，至少还要编得让人信以为真，而系出同门的后续之辈，那些西方媒体的杜撰，为了西方世界的政治需要，迫不及待，明火直杖，铺天盖地，打上门来，要比巴克斯更为强势。

　　“祝你不平安！祝天下不太平！”

　　辛亥革命以后，《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被民国政府聘为政治顾问，与这个杜撰式代笔者没有继续合作下去，但接替他的另一位《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濮兰德，由上海转派北京。说是心有灵犀也好，说是一丘之貉也好，这两个吃着中国，啃着中国，还恨着中国，骂着中国的洋人，一拍即合，臭味契洽，一点就通，相见恨晚。很快，一本题名为《慈禧外传》，又叫《太后统治下的中国》的书，1910年出版。另一本《清室外记》，又名《北京宫廷的编年史和研究报告》，1914年出版。大清王朝刚刚断气，尸骨未寒之际，巴克斯的杜撰著作即应声而出，这阵势，这彩头，最敏锐，最深刻，最及时，首席中国政治观察家的身份能不稳操胜券地落入他的囊中吗？

　　尤其《慈禧外传》，由于拥有《景善日记》的“独家资料”，等于是“庚子事变”全过程的实录。此书不但展示清廷高层的内部斗争，更揭露帝后之间的矛盾决裂；尤其吸引眼球的是，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慈禧细节，几乎就是一本有关这位太后淫乱的性生活史。此书问世，立刻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出版后的最初一年，就再版重印了十多次。

　　不过，民国初年的出版业者，比较谨守本业行规，虽然这是捞钱的好生意，却没有很快翻译出来，大赚一笔。正当大多数国人对此书懵懂不知之时，称得上既深知西方，更精通汉学的第一名人辜鸿铭，遂即对这本书表示出了“极大愤慨”。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卫士，辜鸿铭对于濮兰德和巴克斯及其《慈禧外传》的憎恨，首先出于他钦慕西方人士对于王室和国君荣誉那种与生俱来的珍惜和尊崇。”其实，这位天真的老夫子，哪里知道这些穿着燕尾服的帝国主义分子，在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即使不是野蛮人，至少也是与非洲的黑人，与美洲的印第安人，彼此彼此的低等人。辜老先生啊，殖民者视你为劣质民族，你还想从他那里获得最起码的尊敬吗？西方世界里，确有很多高尚人士，但也有更多不高尚的混账。

(责任编辑：史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