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翰林生涯的经济状况始终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窘”。借贷和哭穷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经济生活的主旋律。有两个证据可以很好地说明他的窘迫情状。

      另一件证据更有说服力。

      曾国藩进京为官，使得所有亲戚对他寄予厚望，认为天子脚下的翰林公只要稍一援手，就能使他们的生活天翻地覆。然而，曾国藩当官已好几年，却没有余力周济他们。五年后江永燕贫病而死，没沾到外甥一点光。大舅依然没有房住，南五舅也没能到北京享福。

      在清代俸禄体系中，曾国藩这样的七品京官年俸45两。乾隆体恤京官不容易，规定从乾隆元年起，京员例支双俸，也就是开双份工资。45两“双俸”，不过为90两。此外“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还有45斛（22.5石）“禄米” 。这就是他的全部收入来源。以1石粮食值1两5钱4分银子计算，数项相加，曾国藩一年的收入不过124两6钱5分。

      张之洞在《请加翰林科道津贴片》给京官们算账说：“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也就是说，普通京官，一年财政赤字通常近二百两之谱。所以做京官确实是一件极为赔钱的买卖。因此我们也更明白，为什么曾国藩要那么不辞辛苦地拜客，甚至连各地卦店都要拜到。

      曾国藩进京为官前，他那富有远见的老祖父就对家里人说：“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这句话一方面说明老人深明大义，不愿以家累拖累曾国藩仕途上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翰林之穷是全社会都知道的事实。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一至于此！此贾竖器量也。不速变化，何以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