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来华传教士艾儒略(1582-1649)等带来世界地图和五洲四洋观念。瞿式耜《职方外纪小言》云：“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这是对传统的“中国者，天下之中也”观念的理性反思与修正。上为艾儒略《职方外纪》中的世界地图。

　　“中国”一词出自汉语古典，是一个今人耳熟能详的词语，然而从古代到近现代，其词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和外延拓展。它是文化的古今更革、中外交会的产物。这种曲折的流变体现在：从古代的“城中”义到“天下中心”义，进而演为近代的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

　　古汉语中对“中国”的解释

　　中国之“中”，甲骨文、金文像“有旒之旆”(有飘饰的旗帜)，士众围绕“中”(旗帜)以听命，故“中”又引义为空间上的中央，谓左右之间，或四方之内核;又申发为文化或政治上的枢机、轴心地带，所谓“当轴处中”，有“以己为中”的意味，与“以人为外”相对应。

　　中国之“国”，繁体作“國”，殷墟甲骨文尚无此字，周初金文出现“或”及“國”字，指城邑。《说文》：“邑，國也，从□(wéi)”，原指城邑。古代的城，首先是军事堡垒，“□”示城垣，其内的“戈”为兵器，表示武装，含武装保卫的天子之都之义，以及诸侯辖区、城中、郊内等义。

　　由“中”与“国”组成“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如青铜器《何尊》铭辞记周王克商，廷告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最早的传世文献《尚书·周书·梓材》追述周成王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诗经》、《左传》、《孟子》等先秦典籍也多用此词。

　　“中国”初义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师(首都)，与“四方”对称，如《诗经·大雅·民劳》云：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释曰：“中国，京师也。”《孟子·万章》讲到舜深得民心、天意，“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这些用例的“中国”，均指居天下之中的都城，即京师，诚如刘熙为《孟子》作注所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初义“京师”的“中国”又有多种引申：(一)指诸夏列邦，即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早慧、国家早成的中原地带，居“四夷”之中，《诗·小雅·六月》序：“四夷交侵，中国微矣。”西周时，“中国”主要包括宋、卫、晋、齐等中原诸侯国，此义的“中国”后来在地域上不断有所拓展。(二)指国境之内。《诗·大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谷梁传·昭公三十年》注：“‘中国’，犹国中也。”(三)指中等之国。《管子》按大小排列，将国家分为王国、敌国、中国、小国。(四)指中央之国。《列子》按方位排列，将国家分为南国、北国、中国。

　　以上多种含义之“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与“四夷”对称的诸夏义的“中国”，如《诗经·小雅·六月》序云：

　　《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

　　南朝宋刘庆义《世说新语·言语》说：“江左地促，不如中国。”唐人韩愈《上佛骨表》云：

　　夫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传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

　　这些“中国”，皆指四夷万邦环绕的中原核心地带。其近义词则有“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等等。

　　晚周以降，“中国”一词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的含义

　　“中国”原指华夏族活动的地理中心与政治中心，自晚周以降，“中国”一词还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含义。《史记》卷43《赵世家》所载战国赵公子成的论述颇有代表性：

　　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

　　与叔父公子成论战的赵武灵王(?-前 295)则指出，夷狄也拥有可资学习的文化长处，如“胡服骑射”便利于作战，中原人应当借取，从而壮大“中国”的文化力。发生在赵国王室的这场辩论，给“中国”的含义赋予了文化中心的内蕴。

　　古人还意识到文化中心是可以转移的，故“中国”与“夷狄”往往发生互换，唐韩愈《原道》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明清之际哲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思问录》等著作中，对“中国”与“夷狄”之间文野地位的更替，作过深刻论述，用唐以来先进的中原渐趋衰落，蛮荒的南方迎头赶上的事实，证明华夷可以变易，“中国”地位的取得与保有，并非天造地设，而是依文化先进区不断流变而有所迁衍，诚如《思问录·外篇》所说：“天地之气，衰旺彼此迭相易也。”

　　“中国”是如何衍变为国名的

　　我国古代多以朝代作国名(如汉代称“汉”、“大汉”，唐代称“唐国”、“大唐”，清代称“清国”、“大清”)，外人也往往以我国历史上强盛的王朝(如秦、汉、唐)或当时的王朝相称，如日本长期称中国人为“秦人”，称中国为“汉土”、“唐土”，江户时称中国人为“明人”、“清人”;希腊、罗马称中国为“赛里丝”，意谓“丝国”。

　　以“中国”为非正式的国名，与异域外邦相对称，首见于《史记·大宛传》，该传载汉武帝派张骞(?-前114)出使西域：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

　　这种以“中国”为世界诸国中并列一员的用法，汉唐间还有例证，如《后汉书·西域传》以“中国”与“天竺”(印度)并称;《唐会要·大秦寺》以“中国”与“波斯”、“大秦”(罗马)并称。但这种用例以后并不多见。

　　一个朝代自称“中国”，始于元朝。《元史》卷95《列传·外夷一》载，元世祖忽必烈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称自国为“中国”，将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邻邦列名“外夷”。明清沿袭此种“内中外夷”的华夷世界观，有时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但仍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

　　“中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萌发于宋代。北宋不同于汉唐的是，汉唐时中原王朝与周边维持着宗主对藩属的册封关系和贡赉关系，中原王朝并未以对等观念处理周边问题;赵宋则不然，北疆出现了与之对峙的契丹及党项羌族建立的王朝——辽与西夏，这已是两个典章制度完备、自创文字，并且称帝的国家，又与赵宋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宋朝还一再吃败仗，以致每岁纳币，只得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以对等的国与国关系处理与辽及西夏事务，故宋人所用“中国”一词，便具有较清晰的国体意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北宋理学家石介著《中国论》，此为首次出现的以“中国”作题的文章，该文称：

　　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

　　这已经有了国家疆界的分野，没有继续陶醉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虚幻情景之中，此后，“中国”便逐渐从文化主义的词语，变为接近国体意义的词语。当然，国体意义上的“中国”概念，是在与近代欧洲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正式出现的。

　　欧洲自17世纪开始形成“民族国家”(nation-state)，并以其为单位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清政府虽然对此并无自觉认识，却因在客观上与这种全然不同于周边藩属的西方民族国家打交道，因而需要以一正式国名与之相对，“中国”便为首选。这种国际关系最先发生在清——俄之间。俄国沙皇彼得一世遣哥萨克铁骑东扩，在黑龙江上游与康熙皇帝时的清朝遭遇，争战后双方于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条约开首以满文书写清朝使臣职衔，译成汉文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与后文的“斡罗斯(即俄罗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对应。康熙朝敕修《平定罗刹方略界碑文》，言及边界，有“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等语，“中国”是与“鄂罗斯”(俄罗斯)相对应的国名。

　　如果说，17世纪末叶与俄罗斯建立条约关系还是个别事例，此后清政府仍在“华夷秩序”框架内处理外务，那么，至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打开清朝封闭的国门，古典的“华夷秩序”被近代的“世界国家秩序”所取代，“中国”愈益普遍地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名使用，其“居四夷之中”的含义逐渐淡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两国来往照会公文，言及中方，有“大清”、“中华”、“中国”等多种提法，而“中国”用例较多，如林则徐《拟谕英吉利国王檄》说：

　　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

　　以“中国”与“外国”对举。与英方谈判的清朝全权大臣伊里布《致英帅书》，称自国为“中国”，与“大英”、“贵国”对应，文中有“贵国所愿者通商，中国所愿者收税”之类句式;英国钦奉全权公使璞鼎查发布的告示中，将“极东之中国”与“自极西边来”的“英吉利国”相对应，文中多次出现“中国皇帝”、“中国官宪”、“中国大臣”等名目。而文“中国”正式写进外交文书，首见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签署的中英《江宁条约》(通称《南京条约》)，该条约既有“大清”与“大英”的对称，又有“中国”与“英国”的对称，并多次出现“中国官方”、“中国商人”的提法。此后清朝多以“中国”名义与外国签订条约，如中美《望厦条约》以“中国”对应“合众国”，以“中国民人”对应“合众国民人”。

　　历史上一段时间，“中国”并非我国的专称

　　古代中原人常在“居天下之中”意义上称自国为“中国”，但也有见识卓异者发现，“中国”并非我国的专称，异域也有自视“中国”的。曾西行印度的东晋高僧法显(约342-约423)《佛国记》中说，印度人以为恒河中游一带居于大地中央，称之为“中国”。

　　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艾儒略等带来世界地图和五洲四洋观念，改变了部分士人的中央意识。如瞿式耜《职方外纪小言》云：“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底蛙之诮乎。”

　　清人魏源接触到更翔实的世界地理知识，认识到列邦皆有自己的“中国”观。《海国图志》卷74有云：

　　释氏皆以印度为中国，他方为边地。……天主教则以如德亚为中国，而回教以天方国为中国。

　　近代学人皮嘉佑《醒世歌》一文道：“若把地球来参详，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这都是对传统的“中国者，天下之中也”观念的理性反思与修正。

　　近代中国面临西东列强侵略的威胁，经济及社会生活又日益纳入世界统一市场，那种在封闭环境中形成的虚骄的“中国者，天下之中”观念已日显其弊，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以争取平等的国家关系和公正的国际秩序。而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个恰当的国名至关重要。

　　“中国”作为流传久远、妇孺尽知的简练称号，当然被朝野所袭用。梁启超、汪康年等力主，应当扬弃“中国者，天下之中也”的妄见，但“中国”这个自古相沿的名称可以继续使用，以遵从传统习惯，激发国民精神。他们指出，以约定俗成的专词作国名，是世界通则，西洋、东洋皆不乏其例。如果说，“大清”和“中国”在清末曾并列国名，交替使用，那么，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先后作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以正式国名被国人共用，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肯认。

　　今人当在全面观照“中国”的古典义和现代义及二者的因革转化的基础上，使用“中国”一词。

　　(作者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