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常穿的一件羊毛衣

这是刘少奇在1952年到1968年间常穿的一件蓝灰两色羊毛衣。衣长57厘米，肩宽44.5厘米，重350克。整件衣穿得破旧了，衣的里外两面共有20多个小洞，袖口和扣眼已破烂。1983年12月，王光美托当时在北京开会的湖南省人大副主任罗秋月带回省委办公厅，后转交刘少奇同志故居。现珍藏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文物库房，经鉴定属国家二级文物。

刘少奇的穿戴一向朴素简单。在王光美捐赠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文物中，有一部分是刘少奇生前穿过的衣服。这些衣服大部分都已经磨破了袖口和领子，或者洗得褪去了原来的颜色。

王光美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刘少奇身居高位，但他对自己、对孩子要求都十分严格，在吃穿用上注意节省，从不浪费。

平常在家，刘少奇最爱穿布衣布鞋。他的衣服、袜子穿破了，是要王光美给补一补。一件衬衣常常穿到无法再补了才肯换新的。有的手帕磨出了洞也不让工作人员扔掉。洗脸毛巾中间破了，他就让人从中间剪断，把边上的两头接起来再用。

据刘少奇身边工作人员吴振英、石国瑞的回忆，刘少奇生前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在家常穿一件深黑色或深灰色外衣。他有一套礼服，穿了一二十年，接见外宾或出席重要会议时穿一下，回来就脱下叠起来。还风趣地说：“这是工作服嘛，工作完了，就脱下来嘛。”一件毛哔叽大衣，也穿了10多年。工作人员考虑他是国家重要领导人，见他的衣服太旧了，准备给他添置一件新的，但他坚决不同意。有件衬衣刘少奇穿了好几年，袖口和领子都磨破了，同志们建议他买件新的，他却说：“换上个领子，补一下袖口，还可以穿嘛，丢掉可惜了！”同志们只好听从他的意见。

刘少奇常说，人在生活方面要知足，现在生活比大革命和战争年代不知好了多少倍。事实的确如此。1922年9月，安源工人大罢工时，他这个堂堂的工人运动领袖，每月只有15元薪水，有时穷得连买烟的钱都没有，把烟屁股捡拢来，剥开卷起再抽。那时，他有一件蓝竹布长衫算是上等“礼服”，外出时穿上，回来马上换上平日穿的老农式大青布便服。扣子还是布的呢。冬天穿得更寒碜，一件长得拖地的老式旧大衣，袖子很宽，像唱戏的旧“龙袍”。戴的是一顶灰黄色的礼帽，旁边还有一个洞。冬天有一条黑围巾，平时舍不得用。皮鞋也很破旧，后跟底磨去了半边。穿的一双土布袜子，袜底没有了，光有袜筒。

比起那时候，刘少奇的穿着当然有所改善，可是艰苦朴素的传统在他身上却一直保留着。他有一条咖啡底夹有素花的毛围巾，自从进城以后，年年冬天都用它，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常戴的一顶草帽，用了多年，变成了黄色，还长了许多褐色的斑点，边上的线也断了。1958年秋天下乡时，工作人员想给他换新的，却被他拒绝了。当工人和农民们看到自己的领袖戴着一顶旧草帽，穿着一身朴素的布衣服时，感动地说：“刘委员长是艰苦朴素的模范，真是我们人民的好领袖！”

1963年4月，刘少奇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即将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柬埔寨四国。外交部礼宾司通知，请“刘少奇和王光美同志做出国服装”。秘书报告他后，刘少奇说：“有穿的就不要再做了，出国不一定非得穿新衣服。”工作人员将此话转告礼宾司后，司长俞沛文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来到刘少奇家，要求看看刘少奇的衣服是否能行。当他们打开衣柜把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衣服一件件认真检查了一遍后，感慨地说：“这些衣服都不行，作为国家主席和主席夫人出国访问要按照外交部的规定办。另外，这四国的气候也不一样，有热带，也有亚热带，现有的这些衣服不适合那里的季节，而且都是穿过多年的旧衣服。”并强调“王光美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夫人出访更应注意服饰”。

俞沛文说明情况后，刘少奇虽然勉强同意做些薄衣服，但还是有自己的看法，说：“我们有我们的国情嘛，不要完全同人家比，简朴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不是丑事。”

刘少奇长期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一样，是不讲究吃用，不讲究穿戴的。这并不是寒酸，而是清廉，是一种令人敬慕的高官平民风范和共产党人朴实的生活态度。他虽然身为高官，想的却是全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在意的是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时刻为党的事业去奉献。他做的是高官的工作，而过的却是平民的生活。他活着、工作着，都是一心一意为人民着想，都是全心全意当好人民的勤务员。

这件羊毛衣，是刘少奇简朴生活的一个缩影。

刘少奇在上海使用过的名片

这张小小的名片，现在陈列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展厅里。它是刘少奇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发放工人救济款时使用过的，是刘少奇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

上海是刘少奇学习、工作和革命多年的地方。

1920年10月，22岁的刘少奇从家乡湖南第一次到上海，住进位于法租界内的霞飞路渔阳里6号的上海外国语学社。目的是在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学习俄语，为赴俄留学作准备。在上海半年的学习生涯，是青年刘少奇踏上革命道路的人生重要转折点。1922年春天，刘少奇从苏联学成回国后，被中共中央分派到设在上海公共租界北成都路19号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国总工会的前身）工作。这使刘少奇同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刘少奇这个闪光的名字，从此便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有了崇高的地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少奇曾经三度在上海领导白区斗争和工人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又十多次到上海视察、调研和工作，在上海，到处留下了刘少奇的足迹和音容笑貌。

这张小小的刘少奇名片，是1959年从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会计师徐永祚个人保存的业务档案袋里发现的，在征得徐永祚本人同意后，作为国家文物永久保藏。

早在1925年，徐永祚就是社会上很有声望的大会计师。那一年，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当年的5月30日下午，上海南京路发生了帝国主义租界巡捕镇压反帝示威游行学生和市民的五卅惨案，枪杀十余人、伤几十人，举国震惊。事件发生当晚，中共中央即召开紧急会议，号召全市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以抗议帝国主义大屠杀。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上海工人罢工斗争的领导，将刘少奇从青岛调到上海。这是刘少奇第三次来上海。

刘少奇到上海后，担任了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相当于秘书长），负责日常内部工作，下辖文牍、庶务、交通、传达、纠察、收发、调查、杂务等部门。为了解决全市20余万罢工工人的救济款，刘少奇与委员长李立三，想尽办法，克服各种困难，百般调度，以济燃眉之急。刘少奇具体负责募捐罢工救济费的繁重工作。他生活简朴，廉洁奉公。五卅运动中，上海总工会经手了几十万元的工人救济费，虽然款项数目巨大，发放工作琐碎纷杂，但刘少奇他们却将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账目结算得清清楚楚。在向社会各界筹募罢工救济费的同时，刘少奇还千方百计挤出时间，深入工人家庭访问，了解疾苦，排忧解纷，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救济工作。当时，发放救济费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存在不少的困难。为了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6月中旬，刘少奇亲自携款项去电车路工会发放生活费，安排罢工工人生活。在党和工会组织的领导下，罢工工人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保持着昂扬的斗志。

为了破坏工人罢工，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一方面指使工贼、流氓伪造工会募捐账册和收据，假冒总工会的名义到处招摇撞骗，威胁各界人士限期捐款；另一方面又借此污蔑总工会中饱募捐款项，污蔑李立三、刘少奇等“视捐款为私财”，“支取薪水，享用优厚”，等等。

为了揭穿敌人的阴谋，6月29日，《上海总工会日刊》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上海总工会启事》：“郑重声明本会会计科收据系由本会自行刊印，各界如有捐助，亲送本会会计科领取正式收据……外界如有欺骗行为，本会概不负责。”同时，刘少奇又亲自前往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邀请徐永祚核审总工会的募捐账目。徐永祚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项重要工作，从6月7日起至8月份，连续几个月，认真负责地核对了总工会经济收支账目，并将这些账目在《民国日报》和《上海总工会日刊》上公布，还具上自己的姓名，用事实来证明总工会“所列收支确与簿据之记载符合”（见《民国日报》1925年8月12日）。总工会救济费收支情况准确无误，揭露了敌人的卑鄙目的。刘少奇等人日常生活中艰苦奋斗的作风是有目共睹的，反动派的谣言在事实面前彻底破产了。这张名片，就是刘少奇当时为了与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联系工作时，赠送给徐永祚的。

在五卅运动最艰难的时刻，刘少奇仍念念不忘为上海工人群众谋利益。总工会被查封后，军阀政府下令逮捕他，但他不畏艰险，身患重病仍然坚持工作，全身心地扑在工运事业上，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贡献出自己全部的力量。他曾对一位工人同志说过：“如果真正为工友奋斗，替工人谋利益的人，并不在平日工人组织公开的时候看他的工作如何，而在最紧急的时候看他努力不努力以为断。”（《上海总工会三日刊》1925年10月16日）

刘少奇在领导五卅运动中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功绩卓著，受到了党和工人阶级的高度赞扬。全国总工会在评价他这段时期的革命活动时，是这样写的：“五卅惨案突起，帝国主义屠杀我同胞，上海数十万工人群起罢工，刘君废寝忘餐，从事奔走，号召国人为救国运动，以全力为罢工工人后盾，爱国热忱，举国同钦。”刘少奇的这种崇高品质深受上海工人阶级的敬仰。

这小小的名片印记了这段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录着刘少奇关心工人群众生活困苦以及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光辉形象。

刘少奇批阅过的一本政协会议汇刊

这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汇刊》，是1950年11月编印的。它长26.5厘米，宽23厘米，厚1.5厘米，共226页。汇刊为红色硬壳精装本，经过岁月的侵蚀，它的书脊已经出现磨损，但红色仍然是那么鲜艳。全刊内容包括11个部分：会议全体出席列席名单、会议分组名单、毛泽东开幕词、议事日程、议事规则、各项工作报告、提案及议案的处理、各单位代表发言、会议通过事项、毛泽东闭幕词、访问记。其中就有刘少奇向大会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这份刊物是经刘少奇亲手批阅过的，1992年3月由王光美捐赠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珍藏，属国家二级文物。

这本政协会议汇刊，记载的是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主要内容。这次会议是1950年6月14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土地改革问题。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拥有1亿多人口的老解放区已经按照《土地法大纲》完成了土地制度改革，但新解放区尚未进行。为了使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能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党中央决定由刘少奇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为新解放区土改作政策上、法律上的准备。

1950年6月6日，刘少奇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曾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总方针和关于富农土地、债务、人民法庭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并强调土改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基本好转的条件之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完成的任务。会议决定成立由刘少奇负责的土地改革委员会，审定有关土改的文件，负责指导全国的土改工作。

在这次政协会议开幕的当天，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基本目的、历史经验和方针政策等。6月20日，他又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的起草修改情况向会议作了说明。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核通过后颁布实施。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于30日公布施行。此后，土改运动在有2亿9000万人口的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地都派出土改工作团深入农村，领导土改运动。大批机关干部、广大知识分子和许多民主党派成员报名参加土改工作团，投入了这一场空前伟大的斗争。到1952年冬、1953年春，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省外，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工作在全国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和农具、房屋等生产生活资料。

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重要决策者之一，刘少奇在这次土改中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对指导整个土改运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在整个运动中，从不滥用党和人民赋予他的权力，就是对自己的亲属也可以说是不徇私情，一样的严格要求。

刘少奇的七姐刘绍意生于1896年，只比刘少奇大两岁，姐弟俩几乎是一起长大，只是没有一同上学。小时候，姐弟关系十分要好。七姐十多岁时出嫁到离炭子冲七八里路远的杨林桥白蚁塘，刘少奇和六姐一起去送过亲。七姐丈夫家是当地一户比较殷实的人家，他们家祖祖辈辈都是以种田为本。湖南解放后，刘少奇和七姐有来往并互通书信。七姐来北京看望刘少奇时，还曾开玩笑地对他说：“别看你当了国家主席，我也是你姐姐。小时候我还打过你屁股呢。”

1950年春，刘少奇又接到了七姐的一封来信。这次七姐在信中主要是说家乡土地改革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想法。湖南土地改革运动开展起来以后，七姐家因为解放前将家里的土地全部出租，自己不耕种，所以在土改时被划为地主。七姐想到自己过去也劳累了一辈子，如今划个地主，一时想不通，对减租、限租和退押的一些政策也难以理解，便将自己的情况向北京的老弟写了一封信反映，并抱怨说：“我在塘边，一边打水一边想，我弟弟在北京做大官，可是我在这里打水……”言外之意，是希望刘少奇帮忙说句话，特殊照顾一下。

刘少奇接信后，知道家里其他人也都存在和七姐同样的思想问题，需要向他们解释一下。于是，他亲自提笔给七姐回了一封长信。其实，刘绍意哪里知道，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新解放区实行减租退押，她弟弟刘少奇就是具体政策的参与制定者。回信中刘少奇进一步向七姐宣传党的政策，帮助教育她应该相信政府，纠正自己的模糊错误思想。

在信中，刘少奇毫不留情地写道：“你家过去主要是靠收租吃饭的，是别人养活你们的，所以你应该感谢那些送租给你们、养活你们的作田人。人家说你们剥削了别人，那是对的，你们过去是剥削了别人。乡下现在要减租退押，也是对的，你们应该照退。”“二五减租及三七五限租，是人民政府的法令要办的，你们必须老老实实照办。”

在信中，刘少奇向七姐明确指出了她们今后应走的路：“你们以后应该劳动，自己作田，否则，你们就没有饭吃。……在今年分田以后，农会还会分几亩田给你们自己作的，以后你们就作田吃饭。”

刘少奇写给七姐的这封信，七姐按刘少奇的意思也传给在家的六姐和七哥看了，大家都觉得老弟讲的有道理，今后不能再买田吃租金了，只有老老实实地参加生产劳动才是唯一的出路。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怨言了，他们在政府分配的土地上辛勤劳动，自食其力，受到当地人民的好评。

如今，当我们看到刘少奇批阅过的这本政协会议汇刊，就好像看到了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运动中，为指导整个土改运动而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也可以看到刘少奇为使自己的亲人更好地了解政府的政策，正确地对待土改运动而不徇私情的高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