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是温州首家“农民银行”——瑞安市马屿镇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周岁。这家由698名农村合作社社员出资组建的机构，贷款对象都是当地的农民社员，不需要任何抵押。该社成立一年来，累计发放377笔、总额5500多万元的信用贷款，没有出现一笔不良贷款！

读罢这则新闻，笔者不禁想起本报去年报道的“信义父亲”：苍南农民吴乃宜老人的儿子在“桑美”台风中罹难后，欠下数十万的银行债务，这位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年迈、贫穷的老人，却自觉承诺替子偿债，靠编渔网、捡破烂偿还欠款和利息。

农民的信用恪守，就是一本“活期存折”，并与他们的生产生活紧紧相连。然而长期以来，商业银行嫌弃农村金融业务风险高，“嫌贫爱富”扎堆城市业务，可结果呢？来自全市银行业年报显示，去年下半年出现的“民间借贷风波”，使得我市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反弹至1.36%，增幅创近年来新高。扎堆在城里的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反不如“农民银行”，这个结果，等于是给了“弃农傍富”的银行一个“当头棒喝”。

一直以来，农民被公认是中国社会最为忠厚的群体之一，但由于农户与银行之间缺乏合理的信用机制，银行担心农民不能按时还款，农民畏惧银行“门槛太高”，这种“麻秆打狼，两头害怕”的心理，使得“贷款难”、资金匮乏的现状在中国农村相当普遍。而农民贷款难，已成为严重制约现代农业扩大再生产的“卡脖子”问题。而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中国最大的市场无疑在农村，农村人口消费结构升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将是持久的和不可估量的。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三农”发展再度成为聚焦点。去年我国粮食“八连增”，农民增收“八连快”，如何在高起点上实现粮食生产不滑坡、农民收入不徘徊、农村发展好势头不逆转，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难题。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金融要发挥“排头兵”的作用，利用温州“冲刺”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契机，鼓励更多的商业银行从过去“农转非”到“非转农”，做大存量。同时，发展一批与农民“门当户对”的农村金融机构，做好增量。

当前，温州统筹城乡发展已进入新阶段。“信用农民”和“信义父亲”的行动告诉我们，农民可信、农村可为。现在，该是城市金融反哺农村的时候了。